《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孤弱"、"残蕞"。（《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玄宗执政初期，发动过对奚、契丹的战争，没有成功。后来，他对契丹的经常性抄掠，采取克制态度，《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说："寇抄之来，边境常事，苟非大敌，不劳我师"（《张曲江集》卷8）；《敕平卢使乌知义书》说："委卿重镇，安辑两蕃。"（《张曲江集》卷9）玄宗还多次以下嫁公主的政治联姻手段，来缔结同奚、契丹的友好关系。契丹这时虽然在酝酿建立政权，但由于自身发展状况的限制，还不可能建立独立的国家，于是，不依附唐朝，就依附唐的宿敌后突厥。契丹依附后突厥后，受尽剥削，权衡利害，又转而附唐。玄宗《敕契丹王据埒、可突干等书》说："卿顷年背诞，实养祸胎，今而知之，亦犹未晚。固是转灾为福，因败而成。""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兹又来，又何智也。""一则兵革都息，二则君臣如初，百姓之间，不失耕种，丰草美水，畜牧随之。"玄宗还布置边将做好安置工作，"务依蕃部所欲"。（《张曲江集》卷8）同时，玄宗下《敕突厥可汗书》，警告道："两蕃既归国家，亦即不合侵伐。""契丹及奚，诸蕃穷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马不足以贪求，远劳师徒，兼冒锋镝，胜不为武，不胜亦危，以此言之，当务其大者。"（《张曲江集》卷11）玄宗羁縻奚、契丹，可以牵制和孤立后突厥，保障中原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奚、契丹的社会进步和本族利益。然而奚、契丹屡次叛唐，玄宗不胜其忿，多次予以谴责。在给奚族首领的敕书中，玄宗说："朕于诸蕃，含养过厚，忝预人类，亦合知恩。"（《张曲江集》卷9《敕奚都督李归国书》）"而常持两端，遽即背叛，忘恩负义，岂是人心！"（《张曲江集》卷8《敕投降奚等书》）在给幽州、平卢军镇兵将的敕书中，玄宗说："顷者慰抚降虏，每事优给，而终不知恩，惟图反噬，名虽人类，实甚豺狼。"（《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两蕃残贼，馀类仅存，朕尝怀抚柔，冀其迁善，而数年之内，谋叛相仍，信是枭鸱，固非人也。"因此，他勉励军士们说："顷者所以列置军镇，递为唇齿，所虞在此，岂欲劳人？卿等委身边疆，为国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讨除？"（《张曲江集》卷9《敕平卢诸将士书》）安禄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元二十九年（741）由幽州调到邻近奚、契丹的营州，担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对奚、契丹的所谓"押"，其含义并非要将两族从肉体上消灭，而是怀柔、羁縻、监视、防范，以及还击其侵扰，这是玄宗对待奚、契丹政策的全部内容。
我们先看看安禄山的主要履历。起初，他只是个诸蕃互市牙郎，负责边地各族贸易，接着，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手下任捉生将、偏将、衙前讨击使。开元二十四年（736）任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开元二十八年（740）任平卢军兵马使。次年任职，上段刚刚提到。天宝元年（742）分平卢别为节度，他任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744），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天宝七载（748），由柳城县开国伯晋爵为柳城郡开国公，赐实封300户，并赐铁券。天宝九载（750），晋爵为东平郡王，是唐代第一个封为郡王的将帅。次年，兼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当时全国共设九个节度使职务，他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天宝十三载（754），加尚书左仆射，赐实封千户。
安禄山和奚、契丹打过的大仗只有两次，都失败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奚、契丹初叛，他奉命讨叛，恃勇轻进，损失惨重。玄宗认为他"勇而无谋，遂至失利，衣甲资寇，挫我军威"，鉴于他也有勇斗诛杀之功，而寇戎未灭，欲收其后效，故而"且停旧官，令白衣将领"。（《张曲江集》卷9《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天宝十载（751），他发兵六万讨契丹，被杀伤略尽，自己也差点丧命。次年又发兵20万打契丹，因内部矛盾，不进而班师。可见他的军事才能并不卓越。
史书记有他以奸诈手段诱杀奚、契丹事。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说他"常诱熟蕃奚、契丹，因会，酒中实毒，鸩杀之，动数十人，斩大首领，函以献捷"。《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说："前后十馀度欺诱契丹宴设，酒中著莨宕子，预掘一坑，待其昏醉，斩首埋之，皆不觉死，每度数十人。"《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则说用这种办法"先后杀数千人"。《资治通鉴》卷216竟说成"动数千人"。愈是后出的说法，人数次数都愈多，无疑含有不实的成分。廓清这些成分，现在已有困难，但至少这一情节的严重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其一，一般地说，对于同样的事情，上当受骗不过两三次，为什么奚、契丹经常上当而不觉悟？其二，武则天时，营州都督不赈济契丹饥民，不尊重其酋长，契丹就杀他而叛，占领营州，一直打到今河北境内。既然安禄山打不过奚、契丹，奚、契丹为什么不对他的奸诈诱杀罪行进行报复？其三，民族间的仇隙短期内根本无法弥合，为什么安禄山军队中有奚、契丹壮士八千馀人和契丹族将领孙孝哲等，都乐于为他卖命？因此，关于安禄山以奸诈手段诱杀奚、契丹的说法，无疑是由于他最后名声极坏而众恶归焉所致。
史书上也有几次安禄山献俘的记载。这应该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打胜仗所致，张九龄《贺奚、契丹并自离贰廓清有期状》即说"安禄山复有杀获"。（《张曲江集》卷14）此类情况当不少，从其立功部将的经历可以推知。例如：李忠臣"事幽州节度……安禄山"，"频委征讨，积劳至折冲郎将、将军同正、平卢军先锋使"（《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田承嗣任"安禄山前锋兵马使，累俘斩奚、契丹功，补左清道府率，迁武卫将军"。（《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其二是安禄山执行怀柔、羁縻政策的结果，将纳款归附者冒充战俘送至内地。即使古代民族间缺乏真正平等的关系，免不了打仗，也不会年年打、月月打，民族间的友好总还是日常性的活动。《安禄山事迹》卷中指出：安禄山对诸蕃"潜行恩惠"，"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蕃人归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劲兵讨之，生得者皆释而待，锡以衣资，赏之妻妾"。他懂多种民族语言，对于蕃人，"躬自抚慰，曲宣威惠。夷人朝为俘囚，暮为战士，莫不乐输死节"。这是在他叛乱后揭发他招降纳叛、收买人心，却曲折地反映出他作为节度使，代表唐朝廷在东北安辑、抚慰各族人民、特别是契丹人民的一面。同书卷上载玄宗封他为柳城郡公，下诏表扬他为"万里长城，镇清边裔，中权决胜，暗合孙吴"。"一心之节逾亮，七擒之策益章。内实军资，丰财以润国，外威戎落，稽颡以输诚。"玄宗封他为东平郡王，下诏说他"声威振于绝漠，悍御比于长城"；"风尘攸静，边朔底宁"。玄宗所以破例封他为郡王，推许他为孙武、吴起那样杰出的军事家，把他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活动比作诸葛亮安辑南中蛮族时七擒孟获、攻心为上那样的业绩，理由就在于他承担押两蕃任务后，忠实而全面地执行了玄宗的旨意，对奚、契丹镇抚并用，恩威兼施，从而解决了长期使玄宗头疼的东北边防问题，既保卫了中原的民族安全，又安辑了奚、契丹人民，对于双方都做出了贡献。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不必因为他最后犯下罪行而加以抹杀。史书已经把这些功绩泯没殆尽，因而本文的发覆、发微就更显得必要。
玄宗时期实行募兵制，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形势。据唐人杜佑统计，边地藩镇共有兵士四十九万人，安禄山领使的范阳镇有九万一千人，平卢镇三万七千人，河东镇五万五千人。（《通典》卷172《州郡典二》）据此可知，安禄山共拥兵十八万三千人，占全国镇兵三分之一强。而中央禁军仅有13万人（《旧唐书》卷97《张说传》），是安禄山兵力的三分之二。杜佑因此把安禄山叛乱的原因归结为："哥舒翰统西方二师（河西、陇右），安禄山统东北三师，……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通典》卷148《兵典·序》）吕思勉先生也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当时"偏重之势太甚"的结果，他"盗窃兵柄"，"其势遂不可制矣"。（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212-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这种说法把条件和原因、可能性和现实性混为一谈，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其一，见物不见人。历史既然是人的活动，脱离了具体的人去考察事件，就只看到军事形势，不追究个人责任。其二，突出了事件的偶发性质。既然军事形势发展到边镇必然叛乱的地步，那么，不是统西方二师的哥舒翰，就是统东北三师的安禄山，发生在谁身上，带有不可捉摸的偶然性。其三，责任不明。如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则可以较少地追究安禄山，而不得不追究对这一军事形势的形成负主要责任的人。吕思勉先生即认为当时"偏重之势太甚，君相（玄宗、杨国忠）不早为之计，而徒荒淫纵恣，耽宠怙权，则神州陆沉，固不得不任其责耳"。（《隋唐五代史》上册212-213页）其四，忽略了对其它因素的考察。比如没有考察安禄山的思想、文化状况与叛乱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安禄山叛乱的人事原因做出综合考察。
安禄山是混血胡人，长在边地，终身习武，"不识文字"（《安禄山事迹》卷中），显然，极少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种思想状况很容易在对上级产生不满时贸然采取非常行动。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比如哥舒翰，他粗识文字，好读《左传》、《汉书》，从其生平活动来看，主要是从中学习军事，很少接受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等内容。他是杨国忠的同伙，和安禄山的矛盾很深。当他受命到潼关抵御叛军时，有人说："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他于是"心许之"。后来，他被部下劫持，投降了安禄山，竟称安禄山为"陛下"、"拨乱主"，还给几位唐将写信，要他们放弃抵抗，投降安禄山。（《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玄宗只看到自己保卫民族安全的军事政策，文臣儒将受儒家思想影响，执行不力，只有蕃族将领未受儒家思想影响，能忠实执行，却忽视了蕃将同时也缺乏儒家那套礼义忠信、君臣父子道理的修养。假如不是安禄山，而是汉族儒将王忠嗣或郭子仪，同样身兼三镇，同样处于边陲势强、朝廷势弱的形势，恐怕不至于要称兵向阙吧！
朝廷对于外重内轻的危险性并非完全没有警觉。宦官高力士曾提醒玄宗说："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玄宗表示："朕徐思之。"（《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三年条）玄宗执政最后几年曾考虑过对安禄山的妥当安置。天宝十载（751）玄宗指示在京师亲仁坊为安禄山修造豪华的第宅，赐予大量贵重物品，极力进行拉拢。天宝十三载（754）玄宗打算任命安禄山为宰相，这和唐后期藩镇节度使例带同平章事头衔那样的使相，实质和性质都迥然不同；但杨国忠反对，说："禄山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中国。"安禄山"恨不得宰相，颇怏怏"。（《安禄山事迹》卷中）可见安禄山这时愿意当宰相，假如不是杨国忠从中作梗，玄宗会将他调入朝中供职，使他与军镇和兵士分离，从而解除他的兵权，缓和危险的局势。
杨国忠是玄宗宠妃杨贵妃的再从兄，由于裙带关系，受玄宗重用，继李林甫之后，久典枢衡。他对于安禄山轻视自己，十分恼火，又看到安禄山"总握兵权"，"终不出其下"，就依靠内援，多次在玄宗前媒孽其短，预言安禄山将要造反。（《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杨国忠为了扩大力量，还"厚结[哥舒]翰共排安禄山"。（《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条）安禄山虽然受到玄宗的信任，又在玄宗对下属搞平衡术的作法下得到同等的保护，但已意识到与杨国忠一伙的力量和地利相比，自己处于劣势，时刻有被杀的可能。天宝十三载（754），他在玄宗前痛哭道："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安禄山事迹》卷中）他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见帝嬖国忠，甚畏不利己"（《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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