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206《杨国忠传》），随时都有可能被宣旨赐死，所以回范阳后，"惧朝廷图己，每使者至，称疾不出，严卫然后见"。但还问候"天子安稳否？"（《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玄宗已经年老，一旦驾崩，他会失去靠山，难免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次年，杨国忠加紧了攻势，令门客"求禄山阴事"，指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师的第宅，逮捕安禄山所亲善的李起多人，令侍御史暗地将他们处死，又将安禄山同伙吉温贬为外官，想"激怒禄山，幸其速反"（《安禄山事迹》卷中），"以取信于帝"。（《新唐书》卷206《杨国忠传》）安禄山知道后，上表自理，并奏陈杨国忠罪状二十馀事，这是他温和手段的最后一招。双方矛盾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形势十分危急。"玄宗惧其生变，遂归过于京兆尹李岘以安之。"（《安禄山事迹》卷中）安禄山无疑会认为这是在偏袒杨国忠。于是，这个蛮勇无文的胡族将领便"矫称奉恩命以兵讨逆贼杨国忠"（《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率领15万兵士长驱而下。从情理上说，清君侧是他当时起兵的真正目的。杨国忠的党羽北京（太原）副留守被安禄山俘获，安禄山斥责他投靠杨国忠，"斩之以徇"。（《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条）还说："国忠岂能更久！"（《安禄山事迹》卷中）杨国忠十分惊恐，以至于诸杨聚哭，由杨贵妃"以死邀帝"（《新唐书》卷206《杨国忠传》），求得玄宗的保护。
安禄山采取了过火行动，而杨国忠是外戚，内有杨贵妃相助，玄宗不再搞平衡术，完全倾向杨国忠一方。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安禄山子安庆宗尚荣义郡主，在京任太仆卿。玄宗将他杀掉，以示与安禄山彻底决裂。其二，杨国忠在四川发迹。安禄山起兵后，他以剑南节度使的身份"布置腹心于梁、益间，以图自全之计"。（《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潼关失守后，玄宗同杨国忠等逃往四川，固然有山川形势、物产资源等原因，但也表明他对杨国忠的老窝毫无戒心。诸杨在马嵬驿被兵士杀掉，玄宗不曾主动指使，事后也不怕落入杨国忠的势力圈中，仍然逃往四川。当安禄山得知其子被杀后，大哭道："我有何罪，已杀我儿。"（《旧唐书》卷187下《张介然传》，《资治通鉴》卷217意同）如果他起兵不是清君侧，而是为了推翻玄宗，自己称帝，他还有什么理由说自己无罪。其子被杀后，他知道与玄宗已处于无可挽回的对立状态，极度的绝望和仇恨使他将清君侧的目标扩大为全面叛乱。
这样便不得不涉及安禄山策划叛乱的时间。《安禄山事迹》卷上说他"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新唐书》本传说他"谋逆十馀年"。《资治通鉴》卷217说他"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后人因而得出他是大野心家的结论。这些说法不仅年数不一致，而且与其它记载抵牾，于情理也不通。首先，安禄山没有交代材料，别人也没有揭发材料，如果"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只能是他自己隐蔽甚秘的想法，史家言之凿凿，从何而知？其次，如果他在八九年前即制作了百万计的朝服鱼带，难道一点也不会走露风声？既然有大量工匠从事这种僭逆活动，"异志"已经公开，何"阴"之有？再说新建朝廷是否需要百万计高级官员专用的衣袍鱼袋？届时再制作，不必远道运往内地更安全、更方便？复次，天宝十四载（755），"国忠数以事激之，……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馀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四载条）可见密谋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的，起兵前三个月才有异常迹象，人们都有觉察。他若谋逆十年，其蛛丝马迹早就会被炒得沸沸扬扬，为什么采访使向玄宗汇报他"公直无私"，负责查访他是否造反的宦官对玄宗"盛言其忠"，连李林甫也"顺旨""言其美"？（《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最后，为什么他起兵前一年还愿意当宰相？须知当上宰相便有可能调入京师供职，同军镇和兵士脱离联系。可见，说他谋反十年，也是众恶归焉的作法所致。实际上，如同杜佑分析，他"未必素蓄凶谋"，只是在与杨国忠矛盾白热化的时候才决定起兵并发展为叛乱的。他虽是个桀骜不驯的武夫，却未必是个老谋深算的野心家。
通过考察人事原因，可以看出，这次叛乱既不是民族斗争，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纯粹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杨国忠对于这场战乱负有和安禄山同等的罪责，当时人已有这种认识。禁军将领陈玄礼扈从玄宗至马嵬驿，"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资治通鉴》卷217至德元载条）把这场叛乱由安禄山及其同伙史思明而命名为安史之乱，则让杨国忠逃脱了罪责，这是应该说清楚的。
安禄山受着玄宗的恩遇却发动了叛乱，这给玄宗以极大的教训，使他的施政方略发生了变化。为了应付战争，他启用了自己的亲骨肉，以为他们才是值得信赖的人。荣王为元帅，统军东征。永王为山南节度使，颍王为剑南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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