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使，皆遥领而不出阁。吴王为河南都知兵马使，旋升为河南节度使，后以虢王代任。陇西公为山南西道采访、防御使。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永王改任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盛王为广陵大都督，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丰王为武威都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但这批人缺乏军事才干和资历声望，平定叛乱还得用真正的武人。
和安禄山同时期任用的蕃人节度使尚有朔方安思顺、安西高仙芝、陇右河西哥舒翰。叛乱发生后，玄宗对他们一概不信任。玄宗先将安思顺调入朝中当户部尚书，解除了他的兵权，后来哥舒翰一诬陷他与安禄山通谋造反，玄宗不待调查就将他处死。高仙芝早在安禄山叛乱前就调入朝中，由于实在没有和安禄山相当的武人用以同安禄山作战，玄宗只好让他领兵出关，配合封常清作战，但派宦官边令诚充当中央特派员前往监军。高仙芝率领的兵士多是临时应募的市井子弟，一交锋便一败涂地。但他仍然做了最大努力，扼守潼关，屏障京师。玄宗后来将他杀掉，旧史记载为："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逗挠奔败之状。玄宗怒，遣令诚赍敕至军并诛之。"（《旧唐书》卷104《高仙芝封常清传》）高仙芝之死，似乎是边令诚泄愤捣鬼所致。边令诚早先曾同高仙芝一起远征西域，向玄宗汇报高仙芝的功绩，才使他免受其顶头上司的迫害，并当上安西节度使。二人私交应该不错。边令诚何至于仅仅因为干事不从就要将他置于死地？叛军入京师后，边令诚投降叛军，献出宫中管钥，毫无气节可言，怎么会因为高仙芝没能有效抵抗叛军而使玄宗将他处死？这事的真相应是玄宗对蕃将丧失信任，借故除掉。哥舒翰晚年患风疾，废疾于京师。叛乱发生后，他被提拔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貌似优容，实为羁縻，可见玄宗担心他也造反。高仙芝死后，旧人中只有他一人可用。玄宗命他守潼关。他扶病赴潼关，鉴于敌强我弱，主张据险坚守，伺机出击。这无疑是正确的作战方案。但玄宗接连遣使督促出击，他不得已，抚胸大哭，领兵出关，一败而不可收拾。其下属蕃将火拔归仁对他说："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条）遂劫持他投降了安禄山。后来，安禄山因他未能招降诸将而将他杀死。假如他不死在安禄山手下，而是逃回长安，玄宗考虑到他的影响，仍然会对他不放心，照例会找个借口杀掉。
玄宗施政方略的这一变化，表明他对蕃将的态度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丧失了信任。这并非他一人的看法，民间也有，杜甫甚至总结为一则定理："羯胡事主终无赖。"（《全唐诗》卷230《咏怀古迹五首》）这种一概而论的作法，今天看来非常错误，但当时是没有时间和人力去分别良莠是非的。
以上论述可以简略地概括为这样的结论：文臣儒将受儒家怀柔思想的影响，不能支持和成就玄宗保卫民族安全的事业，武人、特别是受汉文化影响较少的蕃族武人，因而受到玄宗的倚重，安禄山是其中之一。他对奚、契丹镇抚并用，保卫了内地的安全，也有利于两族的民族利益。杨国忠和他积怨甚深，逼他造反，以取信于玄宗。蕃将未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另一面，体现在对于礼义忠信、君臣父子等学说缺乏修养，致使安禄山利用外重内轻的军事条件，起兵讨伐杨国忠。玄宗倾向杨国忠，安禄山极度绝望和愤恨，遂将清君侧扩大为全面叛乱。玄宗由此而认为蕃将事主不忠，对其余几位失去信任，借故杀掉。这场叛乱使唐王朝由盛而衰，每况愈下。对于这一历史转变，安禄山罪恶昭著，杨国忠负有同等罪责。对安禄山的全面考察，是正确了解玄宗时期政治的一把钥匙。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此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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