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教授约我为他主编的《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写一篇随笔性的文章，介绍我的老师黄永年教授的治学路径，以便为后学提供典范，进而振颓风、纠偏差。这样的内容如果由黄先生夫子自道，必定能将个中三昧准确全面地披露出来。但先生虽然已是八旬老人，依然笔耕不辍，眼下无暇他顾，我只好对张先生恭敬不如从命，以一个受业者体会的角度来谈谈先生的治学路径。惭愧的是我生性鲁钝，学殖荒疏，同先生相比，不啻天壤之别，要想完全理解和追随先生，谈何容易。因此，我勉强命笔，只能是管窥蠡测，不足以反映先生治学全貌之万一。虽然如此，但"横看成岭侧成峰"，总还是能从某个角度窥见庐山真面目之局部的，于是乎斗胆操觚。
我于1980年考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唐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有幸承先生耳提面命；3年后毕业返河南，承蒙先生不断赐寄著作，对我涵濡终生，使我受益无穷。对于先生的治学，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四点。
我入陕西师大就学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学术界长期作为错误政治路线的附庸，禁锢还没有消除，思想僵化，心有余悸。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内容是怎样研究历史。他讲到应该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决认识论问题，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他引用毛主席《实践论》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说法，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大程度上要依据文献，对文献需要考证，作调查研究，所得结论是否正确，再回到史料中去加以检验。要学好目录学，懂得治学的门径，避免走弯路。要学好古汉语、外语，以便利用文献，并与海内外学术界交流。要学好基础知识，触类旁通，引类联想。要接受前人、他人以及外国人的研究成果，吸收人家的说法要交待，以明确责任，在人家的基础上要有所发明，对构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云云。这些说法在当时还是犯忌讳的，因为建国以来即把考证当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学术方法大加批判，规定只有理论分析才是不二法门，于是提出以论带史，甚至发展到以论代史。先生为考证正名分，指出这个古已有之的学术传统，和《实践论》的路数是一致的，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只有辨析资料是否可靠，加以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当时敢说这样的话，是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的。不久，先生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去拜谒史念海先生。他抨击了文革中的伪学术，凭空捏造，曲学阿世，署名一人，行文却说"我们认为"，好像代表着一大批人，去吓唬别人，认为这种学风极坏，和明末一样，但经过顾炎武的倡导和实践，终于出现了乾嘉学术的大好局面。他对史先生说："你就是顾亭林，他们几位就是钱大昕、王鸣盛……"话音未落，史先生忙说："我哪比得上顾亭林！"先生说："比得上的，你的《河山集》还比不上《天下郡国利病书》？"先生同一大批坦荡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1957年遘阳九，从此遭受政治迫害，并下放劳动。（体力劳动是劳动，脑力劳动就不是劳动？既然劳工神圣，劳动光荣，怎么作为俟罪的场所，惩罚的手段，须下放才能臻此佳境？）很多人被整怕了，变得谨小慎微、消沉怠惰。但他没有这样，还是敢于求真务实，表现出坚强的学术品格。我们在对他敬佩之余，懂得了从事史学研究应该怎样起步。
先生的学术研究是求真的心旅历程，是与非是不容含混的，不管是什么来头。他对陈寅恪先生极为敬重，但对其隋朝和唐初依然存在关陇集团的说法、"胡"与"狐"的关系、安史之乱主力"羯胡"即昭武九姓胡的说法，都一一撰文辨析反驳。其余论文批判纠正的对象，有缪钺先生东魏北齐三次重大冲突都是汉人与鲜卑人之间政治斗争的说法，郭沫若先生的武则天研究，贺昌群先生的"常田"即永业田、"部田"即畿外州县公田的说法，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被曾国藩抽毁部分内容的说法，以及一些学者关于隋唐兵制、"永贞革新"、两税法等等说法。这些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论文，无不晃动着一个个性鲜明的黄氏自我，真正做到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和那种人云亦云、赶风头、凑文章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有些人认为做学问只是个学养的问题，积累知识，水到渠成。不对，学品即人品，做学问首先是做人。只有真正把握着自我，才能顶天立地，纵横捭阖，不盲目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只有认识到做学问的社会责任，敢于在任何情况下坚持真理，当仁不让，才会卓然有成。假如哥白尼、布鲁诺没有胆量坚持正确的日心说，屈从于错误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教会恶势力，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科学巨人。黄先生所以成就斐然，秘诀首先在这里。
先生没有城府，喜怒必形于色，说话不遮掩，时而来几句月旦评，还要交代"内部言论，不要外传"，给我们一个什么都看不上眼的印象，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对自己也是这样看待和要求的。有一次，他问起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情况，顺着话题对我说："一个史学家掌握着比别人多得多的资料，弄得很熟，但只会顺着资料的表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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