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节，他回家和父母团圆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就到妹妹白杨住的公寓里去找她。妹妹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一同演过电影《故宫新怨》的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刘是东北人，这天她们的房里聚集了八九个人，多是东北的流亡青年。“九一八”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爱国的知识青年们不甘当亡国奴，纷纷来到北平或各地，过起流亡生活。这天使我这个闭塞的、少与外界接触的“家庭婦女”大开眼界。他们悄声地唱救亡歌曲，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得大家落泪纷纷。我在一旁也哭了。他们还热烈谈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反对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我傻头傻脑地呆坐在一旁，看着烛火闪闪，杯盘交错，看着一张张年轻英俊的脸上，闪烁着激动的红光，我似乎有些麻木的心，蓦然被掀动了！仿佛一个美丽动人的梦境氤氲在我的周围。我快活，又有些悲伤。因为我常看报，我也在为祖国的危亡担心，但我只是心里有这么点意思。和他，我们沉湎在家庭的温情中，从不谈国家大事。
这个夜晚，在爆竹的噼啪声中，我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了我终身走向的极有意义的年。刘莉影向我讲解苏联和苏联婦女的解放生活，陆万美、张子杰，还有许多人（如后来成为烈士的许晴）都先后向我讲解必须抵抗日本的道理，接着就介绍我该读些什么书，并有人给我列出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名。我不知为什么，心头竟是那样的喜悦、兴奋，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人，可是却像遇到了熟悉的朋友，我在妹妹和刘莉影的公寓里，和这些朋友一起玩了一个通宵，也谈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陆万美（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当时正在北平法学院读书）果然给我送了书来。三天后我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一头倒在床上，竟那么着迷地津津有味地读起那些枯燥的谈论革命道理的书籍来。
过了年十多天后，他从家中回来了，见我正手捧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在读，他奇怪地瞪视着我，好像我是个不认识的人，半天才说：
“你怎么看起这些书来了？这书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已记不清当时怎么回答他的，但我神采飞扬，精神奕奕，过了半天，自得地回敬他：
“这些书读不得么？……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他愣住了，似乎一缕愁容（也许是怒容）浮上他的嘴角。
从此，我常常去找那些朋友，常常借来各种书阅读。大部头的《资本论》、《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之贫困》、《马克思传》等我都借来了，我如[*]似[渴]地读着，虽然许多地方全不懂，可不懂也啃。接着我又读起苏联小说，《铁流》、《毁灭》、《士敏土》、高尔基的《母親》和他的三部曲等等。这些对于革命者的形象的描绘，这些饱含着人生哲理和理想的启迪，使我的眼睛明亮了，心头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jī]情，过去由于生活的坎坷，社会的黑暗，我曾经向往过死，我悲观厌世。和他一起生活，稍稍抚慰了受伤的心，然而我仍然沉默寡言，很少欢愉之色。读了这些书，交了这些进步朋友后，我变了，他在家时，常常惊异地望着我，像看个陌生人，多次诘问我：
“默，你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有什么喜事叫你成天这么高兴？”
我摇晃着脑袋，笑嘻嘻地回答：
“我是有大喜事！因为我懂得了人生……”
“懂得了人生？就是你读的那些书，叫你懂得了人生？你是在做庄周的蝴蝶梦？还是拿到了唐·吉诃德的长矛？”
他的讥讽使我恼火，他的态度使我觉得他越来越不理解我。1933年北平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后来他甚至忧虑地警告我说：
“你不怕么？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戴，要杀头的呀！”
我——初生的犊儿不怕虎，他说这些更加惹恼了我，我回敬他：
“我不怕，谁像你胆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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