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只是把原来可以加入联合阵线共同努力于救亡工作的人，驱之门外，使他们袖手旁观，对国事不闻不问；再弄得不好，甚至使他们跑到反动方面，妨害救国工作的进行！”（见《救国联合阵线的出发点》）
第二是对于受推动者的容受性的注意。“在受推动者的人们里面，有的思想也许更前进一些，有的思想也许较后进一些，但是负有推动，鼓励，和引导任务的工作者，倘若不顾到受者的容受可能性……那也许要使原可加入统一阵线的一个救国斗士吓得掩耳远避，不敢或不愿再领教了。”（见《前进思想与救国阵线》）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所尤其要提防的是有些装做‘思想前进’而故意提出破坏救国统一阵线的过高口号，在旁人看来也许还要钦佩他的思想前进得厉害，不知道你正在上他的大当，中他的奸计。例如我们在目前应集中火力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而他却大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在表面上看来，好像他的思想是很前进的，而在实际上，却只是破坏集中火力来对付我们的民族敌人，间接就是分散我们抗敌的集中的力量。”（同上）
第三是褊狭态度的克服。“在这个抢救中国危亡的现阶段，全中国应该只有两个阵营：一个是抗敌救国的阵营；一个是我们民族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的阵营。除我们用全力促成并巩固第一个阵营来对付第二个阵营外，如有人再存着褊狭的态度，存着党派或阶层的成见，在言论或行动上来引起纠纷，无论有意或无意来破坏这个救国联合阵线，或减削这个救国联合阵线的力量，那就都是民族的罪人，同时也就是他所属的党派或阶层的罪人！因为民族如果沦亡了，任何党派，任何阶层，都是同归于尽的。”（见《褊狭态度和动的现实》）
以上是关于团结御侮的方面。关于大众文化的方面，我们认为，“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新时代的最最重要的象征……我们在这样艰危的时代，应该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有一个新的动向，必须有一个新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的方式和内容，值得我们作更周详的研究和讨论，但是我深信这个新文化必然地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真正的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转变到一个新阶段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全国的文化人和热心中国文化的朋友们，都对于这个问题加以严重的注意和切实的研究。我以为我们办任何文化事业，都要特别注意广大的群众，都要极力使我们的工作能深入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国文化界有个很大的危险，那便是‘关门主义’，守着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论，不顾到中国大众的现实需要和容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响范围越缩越小，简直和大众不相涉。文化工作是为着少数人干的呢？还是要为着大多数人干的？我们先要认清这个基本问题。”（见《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
但是无论是民族解放的问题，或是大众文化的问题，我们都要排除万难，不怕艰苦的干去。所以我愿再提几句这样的话做本文的结束：“我们倘若常常牢记着我们是要从现实做出发点，便不致犯近视病的苦闷，悲观，为艰苦所克服的等等流弊。我们闭拢眼睛静思我们理想中的中国，尽管是怎样的自由平等，愉快安乐，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从现实的中国做出发点；现实的中国不是这样完全的，是有着许多可悲可痛的事实，是有着许多可耻可愤的事实；我们既明知现实的中国有着这种种的当前事实，又明知要改造中国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便须准备和这种种事实相见，便须准备和这种种事实斗争！”（见《从现实做出发点》）
光阴似箭，许多青年朋友如今过完了暑假，又回到学校了。社会是个广义的学校，青年朋友们在这刚过去的暑假里虽暂时离开了狭义的学校，却到过广义的学校里视察了不少的现实的情形。我们由许多刚从内地出来准备回学校的青年的谈话里面，可以看出他们在这短短暑期中所注意到的事实，无论是关于国家的问题，或是关于青年本身的问题，都有过冷静的检讨，和沉着的思考。
在这短短的暑期里面，华北的严重形势显然是愈趋尖锐化了。在中外各报上可以公开看到的是这里华北日领会议，那里日海军武官会议，还有日本陆、海、外三省代表在天津举行干部会议等等，那紧张的姿态是谁都看得出的。至于会议的具体内容，虽不是我们所得而知，但是即就公开看得到的报告，据说是要“进行所谓积极自主帝国外交，表面上虽不拘泥广田三原则，但闻川越将舍抽象而就实际，较之广田三原则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华联社廿三日东京电）此外我们在公开的消息里面，还可以看到所谓“高级干部会议”一致通过的议案部门，有什么“华北政权监督实现明朗化”，“外交方针具体化”（可和“舍抽象而就实际”的话参看），“中日经济提携”，“非常时期的准备”，和“陆、海、外、驻华机关互相呼应”等等。我们还要看什么内幕的方案吗？只要看了这几个题目，做的是什么文章，还有什么疑问吗？
在这样“磨刀霍霍”的紧张形势下，我们再看到了几个月来西南的局面，又要担心着中国是否可以避免内战惨祸的问题。全国人谁不知道？中国的力量就只是这一些，要怎样运用那力量，才能对于民族解放获得最大的结果呢？这的确是全国人民所悬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对救国特别热烈的青年们所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民生方面，使人感到农村破产的深刻化和水灾警报迭传的可虑。在政治比较上轨道的国家，有水灾是例外，没有水灾是常态。在我们中国，却适得其反！没有水灾是例外，有水灾却是常态！这种痛心的事实，我们可以视为“常态”而不想追究它的症结所在，加以挽救吗？关于各处农村破产的惨况，那更是暑期中由学校回到家乡的青年们所目击心伤的事实，说起来是一言难尽的。可是农村破产和内忧外患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不是仅就农村本身改善所能根本解决的。
在这种种令人无由自慰的环境中，也许稍稍能引起青年朋友兴奋的，只有我国第一次派遣大批选手参加世界运动会的事情。中国的运动家第一次显身手于国际体育竞技的舞台上，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可纪念的事情。这次世界运动会自八月一日至十六日在德国柏林举行，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中国为这件事费去了二十万圆的巨款。但是，一方面固然值得兴奋，一方面不要忘却我们只是饱吃鸭蛋而归。当然，我们用不着垂头丧气，我们要在失败中寻取教训，作为更向前努力的根据。
最后要谈到青年本身当前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要想到的也许就是求学的困难。能安然回到学校，踏进校门，算是很幸运的了；有些青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糊里糊涂地被驱逐于校门之外，有些地方简直是整批地被驱逐出来，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有些青年虽勉强踏进了校门，学费是东借西凑得来的，怎样归还固然毫无把握，学费以外的用费怎样筹措也更属茫然。这种苦况是我们做过苦学生的人所能深刻感觉到的；如今苦学生遍地都是，这种苦况也就愈益普遍化了。就是那些比较幸运的青年，虽有父兄能暂时替他们辛劳安排好，但是家里经济的外强中干，是他们所心照不宣的。父兄对于他们的求学用费的支持能勉强挨到什么时候，却是他们所不敢想的。经济困难还只是青年们所感到的困难的一部分。他们都是思想纯洁的青年，问心原无可愧，于求学之外，所耿耿于心的只是要在救国运动方面尽一点力量，但是有时还不免遭受到出于他们意想以外的打击。
有些青年知道自己的在校求学是无法继续下去的，无论是由经济的困难，或是由于莫名其妙的无妄之灾。于是他们便想寻觅职业。这又给他们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谁都知道，因市面的不景气，各种事业的萧条，要找得一个职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缺乏办事的经验，碰壁的机会更多。据上海有一个成绩比较优良的职业指导所的统计，每日到该所登记的求职者平均有八九十人，而能介绍得业者仅占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便都成了走头无路的人物！向来热心指导青年的前辈，总是口口声声教诲青年要怎样勤谨刻苦为社会服务，这就为社会服务的立场说，不能说是不对，但现在的实际困难却是无处找得职业，虽欲勤谨刻苦而也无从着手了！在这种地方，我们能尽怪青年吗？要想找个职业，苦于没有机会；要想入校求学，又苦于无法继续：这样进退维谷的青年，就我们所知道的，为数实已不少，在这样残酷的社会里，他们简直不知道有何去路！这是青年自己的过咎呢？还是另有负责人应该引咎呢？也许有人会想到这当然不能归咎于青年，也不能归咎于任何人，因为这是有关于整个的社会问题，不能怪任何个人的。这话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言之成理的，但是社会是不能自动的，必须有人力来改造它，所以社会的不合理，人也不能卸责，尤其是负有比较重大责任的人们。
青年们的当前问题，除了求学和求职外，大概都要想到国难。他们想到国难，大概也容易联想到所受的军训，因为这似乎是入校的学生准备共赴国难的最有直接关系的一件事。他们所以要受军训，当然是要准备参加为国抗敌作战，现在他们所受的军训，已能使他们有了这样的能力吗？
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知道都是在回到了学校的青年们的脑里盘桓着的。
青年诸君回到学校了，根据诸君在暑期中对于现实的视察，就所看到的现实的需要，拿来和自己平日在学校里所学习的比较比较，一定可以看出所受的教育有没有什么缺陷，提出来供教育家的研究；同时也可就根据这种视察所得到的结论，替自己很缜密地定下未来的计划，作为继续努力的方案。
青年诸君回到学校了！我们竭诚敬祝诸君努力与进步！
太平洋学会第六届会议自八月十五日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玉斯美举行，已于三十日闭幕。关于这个会议，伏生先生在本刊第十二期里有一篇《太平洋学会中的太平洋问题》，有很扼要的评述，想诸君都已看过了。关于这个会议，我们所特别注意的当然是有关中国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中国问题是太平洋问题的中心。中国的代表胡适先生在这个会议席上揭穿“日本最后的目标，显然要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表示“中国民族现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的生存”。我们常觉得以胡先生在国际上的声誉（我在各国游历的时候，每和他们的学术界人物晤谈，多问起胡先生），应该替祖国的解放问题在国际方面做些积极的工夫，而每以胡先生一向徒作“长他人的威风”的妥协论调为憾事；这一次对于胡先生的为国贤劳，不胜欣慰，希望他继续为祖国的解放努力。日本的代表芳泽谦吉对于侵略的掩护，虽用种种诡辩，但是所谓“欲盖弥彰”，无法自圆其说。中国的领土东北四省是怎样失去的？华北的伪自治运动是那里来的？华南的捣乱是何存心？这都不是可以用一手掩尽天下人的眼睛的铁一般的事实，但是芳泽却在会场上公开宣言“日本固未阻碍中国的统一”！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主张“最好由中国改变态度而与日本合作”！至于他又拿出那套对国际宣传的老调，说：“日本向华发展，是由于人口膨胀的缘故。”这不过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滥调，伏生先生那篇文里已根据事实作直截了当的驳复，我们在这里不多说了。不过我们所不要忘却的是芳泽很坦白的告诉我们，“日本向华发展”是“势在必行的”。英美苏三国代表曾于圆桌会议和会外谈话间，向日本代表多方诘问，想使日本代表说出要在亚洲发展的限度，日本代表不愿表示。其实这倒可以无须表示而自明的。
太平洋学会会议是由参加的各国上层分子组成的，他们只是少数名流学者的随便谈话，虽在直接间接方面未尝没有暴露侵略者面目的效用，但是并没有民众的集体力量做后盾的实际行动。讲到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九月三日至六日在比京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关于这个会议的内容，在本刊第十二期里达德先生写给本刊的一封信，已略露端倪。这个会议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集合全世界的拥护和平的一切民众力量，制裁侵略的战争。这大会包含全世界人民大众的组织，因为各国工会等等民众团体推出代表参加，后面都有着数十万数百万的民众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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