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有人提出枪杆和笔杆对救国谁的力量强的问题。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打了一顿笔墨官司，结果还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得到什么一定的结论。其实枪杆自有枪杆的效用，笔杆也自有笔杆的效用，只须用得其当，都可有它的最大的贡献；真要救国，就应该各就各的效用作最大限度的努力。当十九路军在淞沪英勇抗敌御侮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枪杆对于保卫国土所贡献的伟大的力量，但是同时我们也亲眼看到民众被爱国言论和宣传所引起的异常深刻的感动，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妇孺老幼，都奋发努力于后方的种种工作，军力和民力打成了一片。
救国的工作是要靠各种各样的分工配合而成的，是要各就自己所有的能力作最大限度的奋斗。
试再就军事上的作战说吧，有的担任前线的冲锋，有的卫护后方的辎重，各有各的任务，谁也少不了谁；你如果一定要使冲锋的队伍都到后方来卫护辎重，或一定要使辎重队都往前方去冲锋陷阵，那在军事的作战上都是损失。
不但枪杆和笔杆，不但军事上的作战，我们对于各种各样的工作，乃至似乎很平凡的工作，都应作如是观。例如一个报馆里卷包报纸的社工，在表面上看来，他的工作似乎是很平凡的，但是只要这个报是热心参加救国运动的，在救国的任务上，他的工作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稍稍有一点知识和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时常想到中华民族解放，没有不殷切盼望中华民族解放的早日实现，所以也没有不想在这上面尽他的力量。这种心理的随处流露，在救国运动方面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是却有许多人因此感到苦闷，总想跳出他所处的现实，跑到一个合于他的理想的环境中去努力。他没想到我们应该各就各的能力，即在现实中随时随地做工夫；更没有想到环境若使真能合于我们的理想，那需要我们的努力也就不会怎样迫切了！
也许我们自己还没有做到“最大限度”，那只有更奋勉地加工干去。也许别人还没有做到“最大限度”，那我们也不应该轻视他，却要指示他，鼓励他，帮助他做到“最大限度”。
让我们在民族解放的大目标下，分头努力干去！
和纯洁天真的青年朋友谈话最有趣味，有时他能于无意中说出你感觉到不胜惊奇的真理，有时他也会说出很直率坦白而不一定就完全合理的意见。最近有一位青年朋友来和我谈，据说有些青年听到柳湜先生也要看电影，颇觉失望。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们以为以柳先生思想的正确，想到多数同胞的苦况，似乎不该有心绪去看电影。我说我虽知道他们是出于厚爱柳先生的意思，但是以柳先生为文化努力的辛苦，偶看电影来恢复他的疲劳，我不但不反对，反而觉得赞成（电影还应该有教育的作用，这里不多说了）。
这事使我记起几年前的一件趣事：有一位读者写一封很诚恳的信给我，希望我摹仿甘地的模样，不穿裤子，赤膊赤脚，包上一块粗布完事。我回信谢谢他，说我固然不敢自比甘地，可是我自愧的是对于社会，尤其是危难中的祖国，在工作方面没有什么切实的有效的贡献，还不在乎穿上了一条裤子，没有赤膊赤脚。但是这位朋友的好意终是可感的。
中国参加世界运动会的足球队，于八月三十一日游英，第一场比赛，对手是英国Islington Corinthians足球队。上半时中国队出奇制胜，以二比一占胜，但是在下半时换垒后，英国队凭藉他们的体力，渐见优势，相继中的，中国队因体力较差，全无回手，结果英国队连中两球，反败为胜。
很显然地，讲到球艺，中国队并不逊于英国队，所以终于失败的，却是由于体力的较差。这可以说是体力的比赛了。
一般国民的体力问题，实在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次中英足球队比赛的结果，格外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希望负有培育青年之责的全国教育家加以特别的注意。
这件事——一般国民的体力——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件不急的事情，但是国民体力的健全是要在平日有素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速成，是临时急不来的，所以在平时就要急赶起来才有效果。我在国外观察的时候，最受感触的是他们对于国民体育的积极提倡，尤其是在苏联，你到他们的托儿所，幼稚园，上而至大学，便看出没有不把增进体力作为第一件事。有人说他们的下一代更要干出惊人的事业，这是很有理由的。
中国沿着科举时代的恶习，家长和教师仍多以子弟能死用功为最可喜，体力怎样是不在乎的。这种错误的心理非彻底改革不可。
当然，扩大起来说，这事和一国的政治经济也脱不了关系。例如吃着树皮草根的苦百姓，“救死惟恐不赡”，还能顾到什么体力不体力！
杜重远先生最近出狱了。我知道，努力民族解放运动的全国同胞，对他都要表示万分热烈的欢迎和慰勉。
当杜先生入狱的消息轰动全世界的时候，我正和一位美国朋友一同游历到芝加哥。我在一天早晨和这位朋友共用早餐的当儿，忽然在当天的《芝加哥论坛报》上瞥见这个不幸的新闻，我立刻好像中了电气似的发怔。我的不能自抑的愤怒和悲痛，吓住了我的这位旅伴！他急问原委，听了我的诉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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