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 - 评 论

作者: 邹韬奋27,701】字 目 录

被激动起来,他们的注意力都被集中起来,他们的思考力都被增强起来。你在随处随时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民众运动的活跃。这也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当然,像中国曹锟时代的贿选活剧,那运动的进行是在妓院里,旅馆里,酒馆里,只在妓院旅馆酒馆等等的地方,少数走狗爪牙的活动,热闹一下;所谓民众,都很漠然,并不感觉到有这么一回事,就是偶然听到关于这种丑态百出的新闻,也不过视为茶余酒后的闲谈资料,也不感觉到和他们有什么切身的关系。这种选举,当然和靠民众拥护的选举不同,在近代的国家里是看不到的。

苏联的注重民众运动,也在许多事实上表现出来。最近的例子是全国各角落里对于新宪法讨论的热烈。在他们的各工厂,各农场,各种各色的机关,工人农民以及其他的工作者,对此事都有大规模的热烈的研究和辩论。在他们的几十万人的体育大检阅,为着保卫他们的国家,“你们准备好么?”的问句一出,几十万人同声一致的回答说:“准备好了!”那山崩海裂似的民众的吼声,使你感到民众运动的力量是怎样的伟大!他们在积极推行集体农场的时候,并不是仅仅由政府发几个命令,由少数专家起草几个计划算数,也靠着民众运动的力量,有组织地发动整千整万的人加入,才克服种种困难而得到最后的胜利。

苏联和美国虽在政制上彼此不同,但是他们都有民众运动,却是一个事实。有些人想到民众运动,就以为只是共产党的东西,好像此外就没有什么民众运动可说,而不知道凡是现代的国家,无论它的政制怎样,都是和民众运动不能脱离关系的。

各国有各国的民众运动,他们各有他们的目标。中国当前的唯一大问题是抗敌救国,所以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民众运动是民众救国运动。我们如果因此误会而不敢干民众救国运动,那对于中国的解放前途的恶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的深切的注意。

关于民众救国运动还有人有些误解,我们鉴于民众救国运动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提出来和诸君共同研究研究。

第一个误解是认为民众救国运动是和政府对立的。其实民众救国运动的唯一宗旨是在抗敌救国,和民众的救国运动立在一条战线上的政府应该和民众合作,在合作形势之下,民众救国运动不但和政府不致站在对立的地位,而且可以增强政府对外的力量。我们屡次说过,抗敌救国要得到最后的胜利,必须全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这种大目标下,凡是以赤诚努力于救国的人,第一要义是不要分散整个中国的抗敌力量。在抗敌救国的过程中,拥有二百余万军队的政府,当然是一个抗敌救国的很大的力量。在我们做民众的,惟一的念头是怎样和这个力量合作,由此达到我们救国的目的,并无意于推翻这个力量。不明白这个情形的人,往往把民众救国运动看作反政府的行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民众救国运动是和汉奸卖国贼对立的,因为汉奸卖国贼是在为着本身的利益——其实这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而出卖民族利益,他们的目标和民众救国运动的目标是立于绝对相反的地位,是无法合作的。但是政府只要和民众救国运动作诚意的合作,决不会立于相反的地位,那些诬指民众救国运动为反政府的人,对于政府实在是莫大的侮辱!

还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是认为民众救国运动只是消极的行为,甚至认为只是捣乱的行为。有某君竟大胆地说过,政府所希望于民众的,不要民众的帮助,只要民众不要捣乱就够了!捣乱是要分散民众力量的,这当然也是我们所反对的;如果民众救国运动是捣乱,那末我们为着救国起见,不但不该提倡,而且还应该千方百计去消灭它才是。但是我们开头就说过,现代的国家和民众运动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假使民众运动只是捣乱的行为,那末现代的国家都变成捣乱的国家了:这种说法的所以不通,是因为民众运动,尤其是民众救国运动,确有它的积极的教育的价值。一盘散沙的民众是没有力量的,必须有组织的民众才有力量;组织的工作须在平日进行,因为这里面包含有种种的实践上的训练,不是临时抱佛脚所能马虎办到的。民众救国运动的重要工作就在组织民众,在实践上训练民众。有很多人对于民众救国运动的概念,以为就只是聚集大众作示威运动。群众示威运动不能包括民众救国运动的一切,虽则它是这种运动在必要时的一种表现——只是一种表现。即就群众示威运动的本身说,也就是一种民众教育;这行动的本身就有很大的教育作用。这里面需要组织,需要领导,需要对于目标的深刻的认识,需要对于团结精神的涵养。这种种的教育作用,不但给与了参加者一个检阅自己力量的机会和抗争的一切知识,而且这种行动的宣传,对于一般比较落后的群众方面比千篇文字的力量还要来得伟大。此外民众救国运动有无数的健全的小细胞,每个细胞对于国际大势及当前国难,都有经常的讨论研究,各细胞间的联系和纪律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实践。这种细胞的充实和扩大,便是民众救国力量的充实和扩大,将来和军事力量联系起来,民力和军力打成一片,民心和军心结成一致,那便成了民族解放的中坚力量。

总之民众救国运动含有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教育民众,养成有组织有训练的集体的力量,是含有积极的意义的。这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极重要的力量!

最后关于民众救国运动还有一点要注意的,便是这种运动要设法使大多数人参加,参加的人愈多,集体的力量愈伟大。当然,在有许多不了解民众运动的人看了,往往望而却步,自己不肯参加,反疑心少数热心的主持者是在包办,这种不幸的现象是极须补救的。

成都事件,北海事件,汉口事件,虹口事件,好像连珠似的不幸的事件,纷至沓来。这些不幸的事件引起了“友邦”的强硬的态度,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最近虽仍遣兵调将,耀武扬威,但据说经过他们的外务、陆军、海军三省的联席会,决定仍置重心于外交交涉,要求中国政府乘此机会,解决妨碍中日国交的一切悬案,并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扫除“排日运动”的祸根,同时树立救急对策。据路透社东京电讯所传,《读卖新闻》所载日本外务省的主张如下:(一)创立缓冲区域,包括冀察鲁晋绥五省,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之内,仍保留其领土宗主权,惟一切其他的权利与义务,如官吏的任免,捐税的增收,及军事的管理等,都应交给当地的“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时机,设法将中日间的交通合作,加以解决,其中最著者为航空问题。(三)中国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加于日货的关税,实行根本上的修改。(四)中国应尽量聘用日本顾问。这震动一时的四项条件,日本外务省的发言人在各报记者询问的时候,既不予以证实,亦不加以否认。据南京“某外交家”的意见,说中国当局还未接到此四项要求。但无论如何,日本对于中国还装腔做势,说是置中心于外交交涉,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仍希望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在中国捞去一大串利益,同时把中华民族的生命前途,全置在他们的全力支配之下。日本要使华北五省“东北化”,早已明目张胆地对世界宣布过,所谓“自治运动”,始终在发纵指示,未曾忘怀,早是公开的秘密。所谓“自治政府”,也就是傀儡政权和汉奸政权的混合物;官吏的任免,赋税的征收,军事的管理,乃至“一切其他的权利与义务”,都和中华民国脱离关系,这很明显地是把华北五省献给“友邦”,作为更进一步控制全中国的根据地。此外如第二项的掠取中国的航空权,第三项的掠取中国的财力,第四项的掠取中国的军权,在在都和整个中国的命脉有极密切的关系。航空权,他们曾屡次向中国政府要求过。减低关税为走私的要挟,也是公开对世界及中国宣言过的。聘用日本顾问,依我们所知道,也已由川越大使向中国张外长提出。总之,这四项条件在实际只是旧话重提,在“友邦”方面是认为当然的了。据中央社东京消息,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曾于廿五日往外务省访问,外相有田表示特别注重于根除“排日主义”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两点。所谓根本调整中日关系,除强迫中国政府答允他们奉送华北五省的航空权,关税特减,军事顾问等等的亡国条件外,还要加上对于东北四省已失的土地和当前快要失去的有关国命的种种,都须具有旷达欣然的态度,一点不要有反抗的言论行动;他们甚至要求修改教科书,至于民众的救国团体,那更是他们所视为绝对反动的东西——平心而论,在日本把它们看作绝对反动的东西是并不错误的——此外再加上所谓“共同防共”,“友邦”在外交上向我国所要提出的内容,至少在目前,可以说是包括在内了。

日本的侨民在中国受到杀身之祸,这在我们当然是觉得抱歉的。但是这类事件,自有它们的常轨的外交途径可以遵循,自有依法赔偿的方法可以援用。我们主张整个民族的救亡图存,反对侵略国对于我们民族生命的摧残,不是暗杀几个个人所能挽救的,所以我们并不主张舍去整个的对象而对少数私人为难。但是即就各项“不幸事件”中的遭难者而论,牺牲者不过一两个个人而已;这种事件的严重性,拿来和中国丧失几省的国土,沦入奴籍者动辄数千万人民的惨剧,两相比较之下,其中的差异,是多么大啊!我们未曾占据日本几省的土地,未曾奴役他们的人民,不过因为他们有一两个侨民在中国被害,他们的政府就那样大张旗鼓地向中国大办其强硬的外交;中国遭受到那样惨酷的侵略,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更应该怎样地努力!

“友邦”对于中国的外交原则,简单说起来,不外是要想不费一兵一卒,捞去一大串利益。他们希望在樽俎之间,可以把整个中国的生命线灭尽,成功一大笔的好生意!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外交原则。我们的外交原则是什么呢?是国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这个基本原则是全国上下所当严守而不可丝毫放过的。

当成都事件发生时,日外相有田认为“除惩治凶犯赔偿损失等惯常要求外,有采取基本步骤之必要”。宣言“两国政府应调查其起因,而予以根本的解决”;同时日外务省接见外国新闻访员,宣称“自成都事件发生后,中国全国已充满反日情绪,类似易致燃烧的气体,一经点燃,即可爆发,故日本目前至急之要求,乃在消除此种气体,中日当局亟应考虑正当方略,俾得实行此种急迫工作”。最妙的是当时外国记者里面有人问这位发言人,中日事件究竟是起因于最近华人盛行的反日情绪,还是起因于华人对日本不满的结果所致?这位发言人踌躇着回答说他不知道。我们赞成有田所谓“采取基本步骤”,“予以根本解决”,也赞成日外务省发言人所谓“正当方略”,但是我们所要特别郑重提出的是,日外务省发言人所有意图回避,托词“不知道”以求遮羞的那“根本”“起因”!因为这正是“基本步骤”“正当方略”所在的地方!

现在中日间发生许多不幸事件,如果要在外交上求枝枝节节的解决,那是不可能的。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的记者在他们的《社论》里说过:除非每一个日本人用一个保镳跟着,谁也不能担保他没有危险,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所不能担保的。我们反对对于个人的杀害,丝毫不愿替暗杀个人的行为辩护,并且以为在调查明确之后,我国当然还要依国际惯例,负起惩凶赔偿的责任;但同时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那就是如要根本消除许多不幸的“一经点烧即可爆发”的事件,必须在一个大问题解决之后;这大问题便是中国收回东北四省的失地,取消所谓《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以及其他种种丧权辱国的协定。这是一切不幸事件的先决问题。倘把这个先决问题搁开,要想枝枝节节解决许多不幸事件,断然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倘若不注意这个先决问题,反而再火上添油,提出更多的破坏中国国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条件,那不是消除“易致燃烧的气体”,而是努力增加“易致燃烧的气体”!

日本在中国不过死去了几个个人,他们的政府更藉此煽动全国民众的激愤,大喊“现在已发动自卫权”,中国遭受着几省失地数千万人民沦入奴籍的惨祸,中国政府更须怎样团结全国民众来“发动自卫权”?所以我们主张中国政府应严守国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根本原则对付外交,外交绝望后即应采取“断然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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