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的外交问题，我们在上期本刊已略有表示，我们曾经提出两点：第一、要调整中日邦交，有个先决的大问题，那便是中国要收回东北四省的失地，取消所谓《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以及其他有损主权的协定；第二、中国政府应严守国土和主权完整的根本原则对付外交，外交绝望后即应采取“断然的处置”。我们认为这两个要点，是全国对于外交途径所不可丝毫放松的。
中委王宠惠氏最近对新闻记者畅谈中日交涉问题，说“目前中日关系的紧张，为无可掩饰的事实，中日交涉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只须看看日本的积极准备，便知道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中日交涉已到了最后的关头，诚如王氏所说，尤其重要的是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换句话说，中国现在还是下决心严保国土和主权的完整呢？还是再作进一步的投降？在歧途上的中国，就是自己还要敷衍，对方也不让中国敷衍了！
在这个艰危的时候，中国为保全民族的生命计，应有自动的外交，在有一定原则下的外交，然后能坚持到底，步骤不乱；倘若为对方恫吓所威胁，不惜破坏国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以迁就对方提出的无理要求，那正中了他们的诡计。日本一方面派桑岛东方局长带着“最后的话”来中国；一方面日本军部各领袖公然宣言，他们对于中日局势所采取的立场，可概括于下面的一句话，那就是日本必须充分准备于必要时诉诸武力。不但口头上的恫吓而已，他们在华北干着大规模的长期的军事“演习”，更紧张地胁迫宋哲元氏汉奸化；在华南大增派其海军，耀武扬威，肆行无忌：恫吓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最近日本松室少将对关东军报告关于中国的情报，竟老实说：“帝国如欲对华发动口实，随意可得，故看到中国的官民诚惶诚恐对日不敢犯主义，殊极可笑。由此益可窥见帝国的威力，帝国安可不乘势进攻，夺取特殊的权益？”又极力主张利用“普遍的恐日病”，“纯采不战而胜的方式”，“以威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的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损失”，“吸引恐日病最深的实力分子，与以实力的援助，使他镇压抗日分子”。这些是多么怵目惊心的话语！但是中国的全国国民决不容许在恫吓中断送任何部分的国土和主权！
二
以上所说的第一要点是我们应坚守国土和主权完整的根本原则，不受任何恫吓所动摇。其次我们所要严重注意的，是远察世界大势，近观中国现实，在侵略者残害我们民族的生存而无法用外交途径挽回的时候，我们发动民族解放的抗战是有着光明的前途；不可受失败主义的麻醉，认为发动保卫国土主权的抗战就是等于亡国；这实在是“恐日病”的最深的病根，需要我们大声疾呼严厉纠正的。我们所尤其痛心的是看到最近“京沪各报馆之连署”的《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见与信念》的宣言，说什么“衅端既起，中国如作城下之盟，即为自署亡国之符券，世世子孙，真将永劫不复”。在未抗战以前，即作城下之盟的打算！于“卫国”一词以后即紧接上“殉国”的消极名词。我们对于连署这个宣言的“掌持舆论，同为公众喉舌，对内对外，均有宣达公意之职责”的各报，不免感觉到很大的失望和痛惜。我们固然知道主持各报的先生们对于爱护国家民族的动机，并不后人，绝对无意为侵略者张目，但无论何国，舆论态度总较政府进一步，尤其是外交紧迫的时候，民众力量更是政府的重要后盾，现在竟于无意中替侵略者广播“恐日病”的毒素，这是很可痛惜的。以“纯采不战而胜的方式”的邻国报界，对于中国人民保卫国土主权的愿望，向来缺乏同情，而这次对于这个宣言，独宣称“倍加赞扬，并以诚意接受”，我们自己跑进了他们的圈套，是很显然的。
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回想到“二十一条”时的惨象，但是在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下的中国不应该是当时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国民也不是当时的中国国民了！
一
全中国的人民所集中注意的中日外交问题，据日本外务省的看法，说中国“既表示充分赞助调整中日关系的基本观念，故至少目前决裂的危机可以避免”，这“基本观念”究竟是什么，这是有关整个中国存亡的关键所在，是我们所应该严重注意的。同时由东京传来消息，日本对华北志在必得，采取就实避虚的办法，从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所条陈，用重大武力迫使（记者按，请注意他们是打算好的，无须真打的一贯的搨便宜政策）冀、察、鲁、晋、绥各省当局就范；冀察政务委员会高等顾问建川中将在吉与关东军当局有过好几次的协商，又带有新方案到平传达日方各要人后，即开始作更进一步的策动。所谓“基本观念”，所谓“新方案”，依“友邦”最近在华北的实际行动看来，实等于就实避虚的侵略。就实避虚的侵略比强硬态度的侵略，就被侵略者说，是更为狠毒的策略，因为同是侵略，强硬态度的侵略，还可使被侵略者明白亡国的惨祸迫在眉睫，共同振作起来，作死里求生的奋斗；就实避虚的侵略便比较容易麻醉被侵略者的心理，不明白在实际上是已经把整个国家的命脉断送了，做了实际的亡国奴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样一来，更不会想到什么抵抗的问题，更容易达到侵略者“纯采不战而胜的方式”，更容易办到侵略者“以武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这实在是当前最大的危机，比“决裂的危机”还要大千万倍！这是我们要大声疾呼，愿全国同胞时刻加以严重注意的。
二
事实胜雄辩！日本一面倡言“目前决裂的危机可以避免”，一面却在华北着着进逼，“志在必得”。天津日总领事崛内公开宣言华北经济开发原则已定，只须按计划进行，中日在南京谈判，无论结果如何，决不致影响此事的进行；最近竟在丰台筹设警署；在平津一带举行大规模的所谓“秋操”；伪军对绥省进攻的阴谋正在积极进行。总之在“谈判自需极冗长之时间”里面，他们却正在一件一件的干着，干了就算数，决不受任何谈判结果的影响！
谈判的结果当然不是丝毫没有，他们很可以在“就实避虚”的策略下达到他们的实际的目的。例如他们要修改中国的教科书，并视察中国的学校，以“根绝排日”，这很显明地是要在全中国实行奴化教育，中国的文化根本要遭受到极惨酷的打击，这种亡国条件是谁也知道不应接受的。但是有人说我们的教科书尽可只载事实而删除解释，例如“九一八”的国耻，我们只载这件事的发生，为什么有这件事是无须解释的，这样接受日本的要求修改教科书便可马虎过去。其实我们万分沉痛的纪念“九一八”，侵略者却在兴高采烈地纪念“九一八”，同一事件，同一纪念，便大有不同的解释。受侵略者为什么不能对自己的子孙解释被侵略的事实？这是不是已做了亡国奴的明证？至于“视察”，有些人说不妨代以“参观”，那个条件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在实际上这样的“参观”也就等于“视察”，徒然骗骗自己罢了！
三
就实避虚的侵略，也可以说是软性的侵略。这里所谓软性的侵略，和寻常的意义又有些不同。寻常所谓软性的侵略，是含有渐进的意义；这里所谓软性的侵略，在质的方面，仍然是激进而不是渐进的，所不同者只是不拘于表面上的名义而已。例如最初日方提出所谓三原则，中国民众知道这是亡国的原则，纷起反对，他们就宣言并不必拘泥于三原则，但一直到现在，所谓根绝抗日，所谓中日“满”的合作，所谓共同防共，尽管在名义上或方式上千变万化，而最后总是锲而不舍，丝毫不离他们原来“志在必得”的宗旨。
我们所要努力争取的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独立解放！我们不能在任何烟幕弹下牺牲我们民族的生命！我们不要忽视就实避虚的侵略是灭亡中国的更毒辣的策略！
一
我们在上期本刊对于侵略者在中国“就实避虚的侵略”，曾经痛切陈述，认为这实在是当前最大的危机，比“决裂的危机”还要大千万倍；认为在“谈判自需极冗长之时间”里面，他们却正在一件一件的干着，干了就算数。我们很沉痛地看着这毒辣的策略的迈进。自所谓“改组冀察政权及增加行政效能”实行以后，齐燮元辈弹冠相庆，加入冀察政委会做委员，更使华北政权汉奸化；石友三被任为所谓冀北边区保安司令，汉奸群的势力更为扩大；同时起用西原借款的经手人李思浩做什么经济委员会主席，朝夕奔走于侵略者驻军司令和武官之门，仰人鼻息，秉承意旨，现在已经干出的好事有擅订航空协定，把国防所托命的航空权断送，同时龙烟铁矿等富源，沧石铁路等交通要线，都一任侵略者摆布，一件一件的作事实上的断送。政权和经济权一件件都在事实上归到侵略者的掌握，便什么事都可以随意的干。侵略者的驻津军部和领馆已阴向华北移民，为经济侵略，竭力移殖，他们在平、津、通、丰和北宁线的侨民激增，已达二万余人，并欲扩大领馆与警察权，积极向非条约市镇发展侨商，为实现大规模领警权的警线。在北平和天津都已着手增加警权。除政权经济权和警权等都在事实上一件一件地掠取之外，最近又在酝酿所谓文化委员会，使平津高等教育经费归冀察方面主持，这样一来，文化也可以汉奸化了！
这样，我国当局虽希望“从容开诚协商”，在实际上是无异眼巴巴地望着侵略者很不从容地从事实上掠夺华北了。
二
华北是当前中国国防的前线，华北再断送，整个中国更没有翻身的日子，那真是“自署亡国之符券，世世子孙，真将永劫不复”！这种惨祸的危机是迫在眉睫的了！补救的办法，我们只须看看侵略者所担忧的就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救亡途径。日本松室少将对关东军提出的意见，值得我们的深刻的注意。他认为日本对华工作的方法，应随时促进下列数点的实现：
（1）以威力胁迫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
（2）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的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损失。
（3）严苛监视并排击各实力派的精诚团结，自力更生，由觉悟而联合抗日。
（4）严防中国当局的联苏英美而进行抗日。
（5）务须防阻冯系实力（指宋韩言）与阎张陕北红军的总联合而抗日。
（6）吸引恐日病最深的实力分子，与以实力的援助，使它镇压抗日分子。
三
根据他们所担忧的“数点”，我们认为在国防前线的华北以及其他各地的“各实力派”负有守土之责者，不但在敌人显然用武力来侵略的时候，就是在本文第一节所陈述的在烟幕弹下的实际侵略，也应该严厉拒绝，用“实力”来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现在全国人民对于亡国惨痛的觉察和救国的热烈情绪，已不是“九一八”和“一二八”的时候所能比拟的了，所以局部的救国抗敌并不致再陷于以前那样孤军抗战的局面，必然地是整个民族奋起救亡的前奏，必然地是要得到整个民族的忠诚拥护。我们深信到了这样的最后关头，不但全国民众对于真正发动民族解放斗争的“实力派”能给与一致热烈的拥护，就是全国的军心，也是要和全国的民心团结一致的。这是整个民族死里求生的唯一途径，也是“各实力派”死里求生的唯一途径。这是我们要竭诚对国防前线“各实力派”进言的，同时全国救国民众也应该用全力推动这死里求生的唯一途径的实现。至于应负起领导整个抗敌救亡责任的“实力派”，全国民众当然更竭诚希望他们明白这已是全国的一致要求。
此外关于全国集中力量于救亡，以及国际大势的运用，虽说来话长，但是看到侵略者所担忧的“数点”，我们所应毅然决然采取的重要的实际途径，也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了。
一
在我们的民族正在极危殆的境遇中挣扎的时候，我们对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时事的进展，总是从有利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观点看去，总是存着满腔的希望——希望这些事实的进展能够转动到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当“友邦”在华北从事实上猛进侵略，外交谈判在南京谈至第六次还在停顿状态中的时候，电讯传来蒋委员长由京乘飞机飞到西安的消息。这消息很引起国人的深切的注意，都要知道他在这样紧张的时候飞到西安负有什么重大的使命。和华北接连的西北实为抗敌救国的最前线。依我们所知道，西北的将领对于抗敌救国的情绪都非常的迫切；他们所以还踌躇未即发动，是由于中央对于抗敌具体的办法还未公布最后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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