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他到××日本医院诊看；那时有一位很谙熟我国××方言的日本姑娘很敬我，后来因屡次接触，愈形接近亲昵，那位姑娘渐渐露出爱我的词调。
有一天，我去医院里，她对我说：“中国人好食鸦片，好娶妻妾，好说谎话。”我很愤怒；不想这平时爱我敬我的人，竟说出这样侮蔑我们民族的话。我就问她道：“我也是这样吗？”她说：“你却是例外的，——不过你们是多数吧。”我说：“中国人食鸦片虽不少，其实这些人有好多是给你们贩毒的浪人所毒害，天天的报纸都登载这些事；多妻制度虽还有，但也不是普遍的；说谎话更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你的话未免太侮辱中国人！我们相信一个广大的国家定有少数不良的分子，就是你们贵国也是这样。”那时站在旁边的日本青年，他也会说中国话，他说：“你们中国人完全不知好歹，若无我们日本杀退帝俄，中国那有今日？现在俄国势力复强盛，骎骎又将席卷中国，日本关念同种同文，不忍重见异族之专横眼前，不辞艰巨，出兵为中国保卫领土，还被中国人仇恨，反抗，侮辱，你想中国人自己对得住中国人吗！”
我不能任他继续说下，正要开口痛驳，那东洋女子急阻住我，她恐我绊嘴，用温柔的态度，别的言语，来安慰我；但是我不辨清她说什么，转而仇恨她，觉得日本人都是很看轻我们中国。那东洋的女子鼓着如簧的嘴巴，和我解释，但我很厌恶，很冷淡。
我为了大兄的病，还常到那里，可是后来我们越谈越起劲，爱情渐渐的更加深，她每逢礼拜六常常到我寓所坐谈，时间渐渐的长久，爱情一天一天的高涨。她很能谅解我，我也很能谅解她，若不是有国家民族仇恨的阻隔，我们早已正式订婚——结婚了。有时我问她：“你们的政府为什么要这样摧毁中国，来切断我们的爱河？”她也很承认她的政府是在压迫中国，但她原谅日本的向外发展，认为不发展救不了日本的危险。
我们在爱情、性情种种上都能互相谅解，独有这一点的纠纷阻碍着，我们感觉对于这个问题在观点上不能完满一致，不知如何才能解决这问题，请你指教。
八月，八日。唐人寄自星加坡。
唐先生是在觉得爱人与祖国间有着矛盾，他的问题是怎样可以消灭这两方面的矛盾，由此获得圆满的结果。
唐先生的爱护祖国，情见乎辞，这是我们所欣幸钦佩的。我们因为要爱护自己的祖国，所以要反对侵略者侵略我们的祖国。日本对于我们祖国的积极侵略，这是天下所共见的事实，但是我们所反对的是侵略我国的人们，不是反对日本的一般国民。我们对于谅解中国，对中国有着公正态度和同情心的日本人，我们还要敬重他们，和他们做好朋友。关于恋爱方面，也可引用这个原则。就一般说，我向来主张恋爱是应该超国际的，只要两方面是真正彼此相爱，不该仅仅为着国籍的问题而有所踌躇。现在即就中日的特殊情形说，也还是可以引用这个原则，不过需要相当的补充，即唐先生的这位女友对于恋爱是否能有“超国际”的认识。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当然不反对别国人也爱他们的祖国。但是我爱我的祖国是一事，我反对我的祖国侵略别国又是一事。唐先生的女友爱她的祖国还不妨事；但是她如果也赞成她的祖国侵略中国，那就要发生问题了；因为这样，唐先生如和她结婚，必然要常起冲突，要常常彼此不欢的，尤其是因为唐先生是个爱国者。在这里，所谓“超国际”，并不是要人抛弃他或她的祖国，至少要能不把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的纠纷混在恋爱里面。这一点是唐先生所要考虑的。
其次，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唐先生的女友嫁的（倘若嫁的话）虽只是唐先生，和别的中国人无涉，但是假使她真嫁了唐先生，和唐先生的亲友乃至社会是不能完全隔离的；如果她觉得中国人除了唐先生都是坏蛋，那她也还是免不掉痛苦的。当然，她现在对中国人的印象那样坏，是由于受了侵略者麻醉的作用，不是她自己原来就这样的。如果她有机会多和中国人来往或接触，也许可以克服她的成见。但是在她的这种成见未被克服以前，唐先生不应该就贸贸然决定。或者唐先生可先介绍她和其他的中国亲友见见面，或交际，使她看出中国人的有好有坏，也和日本人一样，并不都是坏蛋。这是唐先生所要考虑的又一点。
至于那位日本青年说的话，当然是不正确的。一九○四年日俄之战，在当时是两个帝国主义争夺我们的东北国土，说不上谁比谁好些。这个日本青年当然也是受了侵略者的麻醉作用而不自知的。
复旦大学女生张柳泉女士的死，我想你一定早知道了，也许会有什么感想吗？
（中略）前天我曾写过一封信致柳泉的大妹妹荆南，昨午才接到复信，在荆南女士的复信里，她说：“……姐姐的死因便是：小资产阶级的前进青年的烦闷！对于现在，谁满意呢？你？我？……”啊！先生！你看见吗？“小资产阶级前进青年的烦闷”是她的致死之因！我敢说：“学生运动怒潮中的有力分子——学生本身——除了一些汉奸，营私的这个党那个派的一些人外，大多数都是属于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前进青年！他们（包括她们）是纯洁的，坦白的，热血的，有着爱国热诚，有着革命精神的进步青年！而且他们并不是专为出风头，空空摇旗呐喊混过五分钟就算了事的，却是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就这样干！在干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应当如何分配，我们的斗争姿态应当采取那种方式才有效？干了过后又怎样，将来又是怎样？……”啊！这个“将来”简直是他们感着最苦闷的字眼儿！因为他们看见不但“将来”是那么惨淡无光，就是“现在”也会使人彷徨不定！一方面固然他们希望的是有着满意的兑现的“现在”和光明快乐的“将来”，然而事实上所得到的是什么？是皮鞭、木棍、大刀、水笼、拘捕、惨死……当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惹人烦闷的时候，便又懊丧欲死！这个时候，唯一挽住我的脚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伦之乐。我觉得如果我死了，不但爱我的父母会受不住摧损，就是敬我的弟妹们也将失了前导者！却并不是我自私的依恋家庭，国家世界都甘心抛弃，家庭还算什么呢？我想和我作一样想的人必不少。这么说来，我们真是危险的！只要有一个时期下个决心说：“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们便都会如柳泉女士那样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毁灭！……你信不信？所以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其他什么职业问题，升学问题，社交问题，婚姻问题……都不成其为问题，却是：我们还是“生”呢，还是“死”的问题了！
（中略）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阶级的青年人，他们是最敏感的！无论是内心的，无论是外形的种种感触和遭遇，都时时刻刻的向他们进攻而使他感到烦闷！除了一部分在思想方面相当的健全，在意志方面相当的坚定，在实际方面有相当的经验，在学识方面有相当的基础的青年外，大多数还在犹豫彷徨着！好像身心的四周都是问题，无数的“？”在脑子里轰轰乱转着。我们自己不能解答时唯有烦闷！我们的父母和我们好像隔了一个世纪！（当然不是单指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相当贤明的。）我们所感到的烦闷，他们不能了解；我们所要求的兑现，他们不能给与；我们苦恼着的问题他们不能解答。假使我们都能有像你那样的一个叔叔或伯伯，先生或朋友，当然好些。然而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彷徨终日，苦思终日，烦闷终日！还是问题是问题，解答是解答，各不相关！结果，弱者唯有想死了干净，强者也只是哀鸣挣扎而已！所以我希望你除了自己本着良心努力于救亡运动，或是领导青年共同努力于救亡运动之外，还得时时刻刻关心到他们脑子里所轰轰乱转着的“？”！因为这些“？”的确是他们的“生”和“死”的悬崖！一个错误念头攻上心头便跌下去了！（中略）
还有，这里我抄下关于一个哥哥写给一个弟弟的信的一段给你看看：“……一个大学教授可以发表一篇热烈的论文，或是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吹群众去实行救国运动，但绝不能领导自己的学生去参加。这原因是：群众救国运动是每一个国民的责任，是一事，教育学生使其早日完成学业是教育者的责任，是另一事；二者各有其立场，并不矛盾……教育者同时有此两种不同的态度，不特不可非难，而且绝对是‘对’的！群众要听他，学生也要听他，盖其手段不同而救国目的则一也……弟弟！你明白了吗？做父兄的对于子弟的责任与教育者的对于学生是一样的啊！……”先生看了觉得怎样？
王德谦谨上。
九月，三日。
我看完了王女士的这封信，受到很深的感动，因为她的话实在是反映着无数纯洁青年的心意。
张柳泉女士的自杀，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伤悼，在上期笔谈里曾经略有表示了。有一部分前进青年听到柳泉女士自杀的新闻，觉得她死得不值，不该学她那样死去；也许还有一部分青年因为悲愤于现实的压迫与困难，还不如自杀的痛快，换句话说，也许隐隐中受了柳泉女士这个不幸事件的暗示，有跑上死路的危险，尤其是因为柳泉女士是个前进的青年，是个好学生，是个爱国者，引起人们的无限同情，在无限同情中也许要掩蔽到自杀这件事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我们却应该明白指出，希望全国青年注意的。我们承认中国民族是在最艰危的时代，也承认参加救亡运动有着种种的困苦艰难。但是正因为中国民族是在最艰危的时代，所以需要我们格外努力来共同奋斗；在奋斗中有着种种的困苦艰难，这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倘若我们不准备和这种种困苦艰难斗争，反而想要逃避它，那就根本不必要爱国救国。一瞑不视是能够克服困难呢？还只是逃避困难呢？这个答案是很显然的，那末我们对付困难应该坚守着什么态度，也是很显然的了。
可是无论怎样前进的人们（当然包括青年），因为复杂社会的薰陶与反映，在他们的很前进的意识之外，往往还残存着或潜伏着一些错误观念，时时在那里作祟，你一不留神，这些错误观念便要战胜前进的意识，也就是王女士所谓“一个错误念头攻上心头便跌下去了”。所以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要在实践中时时克服这些暗中在那里作怪的错误观念。我说“实践”，因为思想的前进，并不是仅仅看几本书就算数，还须在实践中运用体验。如果我们虽在书本上懂得着的理论，而在实践中却不知道运用，不留心体验，那还是不能算真正懂得。我说“时时”，因为一次克服了错误观念还不够，那潜伏着的错误观念遇着我们的防线松懈的当儿，还是要作怪的，所以我们要时时在实践中去克服它。像柳泉女士那样前进的好青年，所以会自杀，还是由于在那刹那间错误观念的作怪，战胜了正确的思想。否则不满，烦闷，只应该使我们更坚决地向前奋斗；不应该使我们逃避困难，一瞑不视。我们不但不应该因柳泉女士的自杀而被暗示到“死了干净”，反而要格外醒悟，时时提防“错误念头”来“攻上心头”，使自己不要“跌下去！”
王女士对于柳泉女士的自杀，一方面痛惜她，一方面却不以她的自杀为然，这足见王女士的思想正确，是很可敬佩的。但是她有时还免不了这样的感觉：“当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惹人烦闷的时候，便又懊丧欲死！”这便是在她的正确的思想里面，还时有“错误念头”在那里作怪，必须加以克服的。其实我们大家都不免时时受到残存的潜伏着的“错误念头”的进攻，都要时时在实践中克服它。
王女士在上面所引的几句话后面，接着说：“这个时候，唯一挽住我的脚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伦之乐。”她又说：“只要有一个时期下个决心说：‘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们便都会如柳泉女士那样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毁灭！”我觉得父母弟妹之爱固可宝贵，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生的任务，并非专为“父母弟妹”而生的。我们对人生果有正确的观念，无论“父母弟妹”如何，我们还是要在实践中时时和“错误念头”抗斗的。
最后谈到教育者的责任的那句话，那很显然的是诡辩。学生既是“群众”的一部分，当然不能被摈于“群众救国运动”之外。教育者在国难中所教的“学业”也应该把所教的内容和救亡运动联系起来，而且对于学生的参加“群众救国运动”只应立于指导的地位，不应立于压迫的地位。
我是一个从事于社会改革的人，几年来虽碰了不少的钉子，仍不因此而致灰心。人吃人的现状一时一刻不改善，人们即不应对它有一时一刻的让步。但根据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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