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惨痛的经验，竟有了以下的各种疑问发生：
（一）广大群众的爱戴，何以敌不过少数豪绅的污蔑？以我曾任农运，努力为农民解痛苦；曾任工运，努力为工人去桎梏；本地农工多对我有好评。一遇地方有选举情事，虽一般大众都拥护我，但不久就为少数豪绅破坏了。致实际为大众谋利益，为大众所爱戴的人，反表面上为少数豪绅利用流氓地痞所打倒。这是疑问者一。
（二）洁身自好，何以不及贪污之能号召地方，并弄至本人不易生活？我虽不断服务地方，但只问能为人尽力处，总是为人尽力，不取报酬。反不及非钱不替人说话的豪绅之能号召地方。且他们能一方面贪污，一方面挥霍，竟生活裕如，我劳力所得，竟至不能维持日常生活。这是疑问者二。
（三）欲接近普通群众，何以愈陷本人于孤立？我以为欲接近大众，一切当益求其大众化，不意尚未及深切接近大众，早有些自己伙伴对自己离开。因他们不惯降低生活，不肯提高知识，不愿为大众的利益而牺牲本人的特权，竟陷我于孤立了。这是疑问者三。
（四）民族的危机，不但不能提醒僻陋乡民的奋发，何以也不能促使中层社会的觉悟？国难已严重到万分，在此僻陋的地方的乡民，固然是醉生梦死，而一般知识分子，公务人员，地方绅士虽日日在内忧外患交迫中，不但很少有刻苦自励的，反多酒食征逐，娼赌消遣，生活极尽其豪奢之能事：若不知有灾患的来袭一样。这是疑问者四。
率真。九月一日，新疆玉河。
光明势力和黑暗势力的斗争，虽最后的胜利终是属于光明的方面，但在斗争的过程中，黑暗势力因为有着他们所凭藉的现成的形势，往往也可有他们的暂时的胜利。我们若要克服这种困难，基本工作当然要注意怎样增加我们的主观的力量，配合客观的条件的形成，作更英勇的奋斗。率真先生所提出的几个疑问，都可归纳在这个原则里。例如第一点，广大群众的拥戴，照理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它的力量的发挥，也有它所需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已有巩固的坚强的组织，能使少数豪绅的既成势力无法作怪。否则少数豪绅利用流氓地痞的捣乱；无组织的，或组织微弱的群众，也只能“腹诽”而一时无可如何的。第二点也和第一点有着同样的原因。第三点是关于组织的问题。半途有变节的人，这是在任何运动过程中很自然的现象，我们要尽力克服它，但不必因此失望。第四点只是局部的事实，中国的“乡民”加入民族革命阵线的并不少，东北的前仆后继的义勇军便是明证。“中层社会”努力于救国运动的也很多，“一二九”高撑救国大旗，震动全世界的学生救国运动，便是“中层社会”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的例子。
当然，目前的情形仍然是很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这只是需要我们格外要继续努力，不能因为有一部分的落后或堕落而概括地对于“乡民”和“中层社会”失望。
在一卷十四号贵刊的封面上，读到一则关于张柳泉女士自杀的“笔谈”，旁边还有一帧照片，照片下写着“因被停学而自杀的张柳泉女士”。本来先生的“笔谈”和照片下面的说明都是根据了“新闻”写的，但这“新闻”是太不真实了，大都是记者的猜测之词，这错误使一般人误解了死者自杀的原因，同时估轻了死者自杀的价值。对于张女士不能不说是一种冤屈。下面两点亟须更正的：
（一）她没有接到学校令她自动退学的通知——这类通知曾发给其他同学，但她没有。前几天去南京访她父亲的时候，她父亲就一再声明，并没有收到学校的通知，且希望上海的报纸能替他更正一下（学校当局在九月二日也有信给《立报》要求更正）。同时在二十五日上海同学还接到张女士的信：“……他们都受了处分，独我例外，一点不觉欢欣，倒像自己作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怪不舒服的。”所以她实在并没有收到校里的通知书，也没有因此而“极为愤慨”。
（二）她既没有接到这项通知，她父亲当然也不会“加以责备”了。相反的，她父亲并没有因为服务政界而对于她从事爱国运动横加阻碍，间或有一两次劝阻她的较偏激的行动，也无非是出于爱护子女的热忱。所以她的自杀是另有原因的。
因为我和张女士生前接触的机会较多，所以对于她也更能了解一些。证诸她平日的言行，我觉得她的自杀的原因，实普遍的潜伏在许多青年的脑中，不过她比一般人更敏感一些。这不仅是张女士一个人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前进的青年的自杀，无疑的是救亡运动的大损失。死是虽然已经死了，但同样的事情从前也曾有过，我们更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我们应该想方法来制止它的再发生。
张女士是一个热情的女子，她对现实的痛苦感是非常锐利的。她在这社会中所看到的只有丑恶不合理，矛盾和黑暗；她找不到一点光明。她憎恨着这个血腥的社会。她的热情使她具有着一个很崇高的人生观，她说：“人生的意义在使人类的生活更臻于完善。”她有拯救人类的决心，她希望做毁灭这个血腥社会的工作。但是环境一次次的刺激她，告诉她这是梦想，她的力量太薄弱了。她眼看着社会愈变愈丑恶了，而她的决心，她的工作却受了重重的障碍。这对于一个充满着热情而有意要拯救人类的人是莫大的痛苦。她的热情一天不减少，她的痛苦便一天深似一天。（中略）她的所以死得这般快，一半是由于没有人能同情她。她对现状不满的感觉，也许是很多人都能了解的，但是她的热情和痛苦却没有人能体会，她的不得已的自杀的决心，更遭受了许多人的非议。许多自命为聪明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想尽种种理由，和她辩驳，想用理智去说服她的情感。凡是几个和她比较接近的人都这样劝她，责她这是一种躲避，说我们应该有希望，我们应该忍受着这些艰苦，有一分力量干一分事情，自杀是太消极了。……劝她的人当然全是好意，但不料这种鼓励，在热情的她只觉得冷酷，非但不会生一点效果，反而使她更苦痛些。连她知己的朋友都不能同情她，了解她，于是她更失望了。（下略）
金草谨上。 九月八日。
我们对于张柳泉女士自杀的这件事，在上期本刊答复王德谦女士的信里，已表示过我们的意见，读者可以参看。金先生在这封信里一方面说张女士“有拯救人类的决心，她希望做毁灭这个血腥社会的工作”；一方面说：“她希望还是早一点死，一则可以使她自己少受些儿苦痛，二则她希望由于她的死，或许可以使更多人觉到这丑恶的社会的确需要推翻。”这里面显然含着很大的“错误念头”。“拯救人类”和“毁灭这个血腥社会”的唯一途径，是靠我们能不怕“苦痛”的奋斗，所以要“少受些儿苦痛”，根本是错误的。要“使更多人觉到这丑恶的社会的确需要推翻”，这事所需要的工作，在消极方面是要暴露社会的罪恶，在积极方面是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和丑恶的社会抗战，建立合理的社会。自杀这件事，对于积极方面的工作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纯洁的有志的人多死一个，那斗争的力量多损失一分。即在消极方面，要暴露社会的罪恶，也要靠我们的嘴、我们的笔以及我们的工作，作继续不断的努力，倘若只是一瞑不视，那暴露的力量是很微薄的，采用这种方法是很不智的。而且个人的力量却比较的小，集体的力量却比较的大。我们大家都来作继续不断的努力，这积累起来的总的力量是很大的；假使我们都来寻死以摆脱一切，总的力量不是等于零吗？“丑恶的社会”不是什么空洞的东西，也是人造成的，那些丑恶的人看你一个个死去，他们的丑恶被暴露的危险更可以大大地减少，那正是他们求之不可得的事情！
我们悲痛张女士这样的一位好青年，竟不能克服“错误念头”而自杀，原不忍有所“非议”，但是为着仍须努力于救亡运动，仍须努力与丑恶的社会抗斗的人们，不得不很老实地说明我们的见解。
最后一点也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金先生所提及的比较接近她的人和她辩驳的失败。平日渐积于脑里的“错误念头”，原不是几次“辩驳”所能消除的，这是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教育家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也是思想比较清楚的朋友们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用工夫于增强正确的思想，克服错误的念头。
我很幸运，因为像我这样的穷小子，居然在高利贷的债台上读毕了中学。然而我又不幸：我终因贫困，不得进大学。更不幸的是我不能实现家庭的期望，没有相当待遇的职业。可是这种不幸并没有令我心冷，除开了大学，不是绝对没有方法救济知识的饥荒；在现时代，站在饥饿线上的也不只是我的家庭。
有人说：社会就是广大的学校。这我很相信。在广大的学校的实践中探求真理，将探得的真理再拿到广大学校里的实践中去试验，去甄别。在这探求与试验的生活中有我希望的种子，我的不幸之幸或许还在其中。
但是，问题来了！那便是：在我的周遭里为什么找不出半个志同的人呢？为了前进中的障碍，我便顾不了五分钱的邮费及先生的忙碌，特来请教了。
我在公余之暇，便是读书；可是同事们便大唱其读书无用论。他们以为只要谁有阔气的亲属做后台，不愁拿不着大钱。虽有特号的学识，没有人给你介绍，便没有吃饭的机会。幸而你得了一个位置，还不是如此如此地混去，用得着什么学识？……这些话自属大谬特谬，不足凭信，可是在事实上却丝毫不差。
打牌，开房间，在我的生活里是被严禁之列的。然而这又是同事们指摘我的机会了：
“朋友间没有真正的感情，除非是交之于嫖赌场中。比方：两三友人相晤，谈时局只有几句话就可以收场，家事谈不到，谈到也只三言两语，而且这都是索然乏味的。你想其余的时间如何处置？只有谈牌经谈嫖经那才真有味道！假若打起牌来，或者一伙儿逛起来，那更别有兴趣！从这里面练出来的感情才似胶似漆呵！”以后还郑重地轻轻地忠告我：“这些至少必须能够应付朋友。你看堂堂的×××的秘书长还不是他的太太（由妓女而太太）在跳舞厅里所赏识的人？”这由得我不对于嫖赌的价值感到遑惑么？（他们却也很惋惜似地认为大烟铺上交朋友的时代已过去了。）
上面这些，无疑的都是蛊惑语，值不得去理睬。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所耳闻目见的都免不了这些。谢绝了他们，便孤零零一人独处。这样于自己的欠满的饭碗又成问题。迎合了他们，就算开始了醉生梦死的生活，以后怎样，便不堪设想了。
先生，在这不平凡的时代里，我是多么渴望着一座灯塔呵！
运春敬上。九月十日。
运春先生的努力前进的精神，很引起我们的敬佩。倘若他无意前进，他对于当前所处的环境，当然不会发生这样的疑问。
在封建余毒仍在随处蔓延的时候，“靠着阔气的亲属做后台”，虽是饭桶也还可以弹冠相庆，我们诚然不能否认在当前的社会里确还有着这样的事实。但是这只是局部的事实，有着这样事实的机关，必然地要跑上没落的途径，这“后台”的坍倒是可以断言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饭桶最后总还是要吃到苦头。所以我们倘撇开极少数的例外，具有真正学识经验的人，究竟得到较可靠的保障。依我们在职业界里多方面的阅历，一方面虽闹着人浮于事，一方面仍有许多事业家感到没有适当人材可用的苦痛。果有真正学识经验的人，对于职务真能负责，还是随处受人欢迎，饭桶究竟是很少保障的。即退一步说，就是位置是由“阔气的亲属”得来的，增加学识也仍是一种保障。
堂堂的×××秘书长是他的太太在跳舞厅所赏识的人。这只是例外的偶然的事情，否则跳舞厅一定都有人满之患，要想做“秘书长”的人都可以往跳舞厅里用工夫了。
靠嫖赌做媒介而交朋友，这诚然也是社会上有的事实，但是这种朋友也不过是在嫖赌的时候凑热闹，说是有真正的友谊，那是不确的。我们在历史上以及社会上看到的一般的情形，只有“道义之交”才能做到“患难之交”，从没有听见过“嫖赌之交”而可成为真正的友谊。也许运春先生认为在他的那个机关里，为联络同事的感情计，似乎不得不加入“嫖赌场中”。倘若他在这机关里的位置是靠“阔气的亲属”得来的，只要那个“阔气的亲属”未倒，那些同事是不会因他不嫖赌而就能打破他的饭碗的；倘若他在这机关里的位置是靠自己的本领去做的，那只要他对于所做的事做得好，那些同事也是不会因他不嫖赌而就能打破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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