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才有车南去，我有一天的工夫在哈尔滨勾留。不知怎的，哈尔滨又有一道海关验行李，验护照。那位验护照的似乎是白俄，一见中国的护照，便须留给某国人去看，似乎他不能作主。哈尔滨分“道内”“道外”两区。道内的街道略整齐些，完全是某国的商店；道外拥挤着一些中国的商店。各政府机关皆悬旗，大概是庆祝“九一八”，一边是日本国旗，一边是一面黄旗，上右角为红蓝白黑。那晚上正是哈尔滨防空演习，七时半以后全市无灯火光，我在车站的候车室里，时闻假警号及假炸弹声。阅伪报始知防空演习为三日：九月十七、十八、十九。报纸上满篇都载着华人如何乖戾，友邦如何奠定东亚之和平，全市黑暗之美丽，统制灯火之成功等等。
过长春（即伪新京）未停而至沈阳，一到沈阳，我的感情便略松快了一点，因为各处中国人都很多，从市面上看依然还是我们的旧山河。
从沈阳到山海关的火车上也比以前痛快些，因为那列车队长是中国人。乍从蛮横无礼的压迫之下而至奉山铁路，不由得使我好像到了久别的祖国，车上的气氛以及车外的风景，都是十足的中国风味。
从沈阳开车以后，我便觉得好像已经逃出了蛮横无礼的地带，而入了中国的实际势力之下了。我与三位德国人正在闲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美国女子（她同我一同从欧洲来），很着急地说他们四人（三美人，一奥人）的行李在沈阳大概因为时间太晚没运到车上来，他们日用急需的东西都在那些箱子里，行李过山海关要检查，他们又不能住在山海关等着。她很焦急，请我给她作翻译和行李车上交涉。到了山海关的时候，他们又要求我和他们一同到海关上交涉。
待了些时，我又到他们的车上，见一位某国人用英语对他们解释，说今天某国特别宽大，对于旅客特别表示好感，给旅客们特别方便，行李不检查了。那三位美国人与一位奥国人便手执他们的行李票，问他们的行李未从沈阳运来当如何办理。那位某国人似乎也没听懂，仍然说今天行李不检验了，特别优待今日的旅客。……我便对那几位欧美人说：“你们不必和他（某国人）交涉，车快要开了，最好速与国际观光局交涉。”他们都很同意，而那位某国人更觉得没面子了。他便转过来温和地问我：“你是什么旅行公司的？”我说：“我是旅客。”“你到那里去？”他问。“我到T城去，”我答。“你有护照么？我是此地的宪兵司令，看你的护照。”我便把护照拿给他看。他看了护照之后，勃然作色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几个欧美人见他那样凶狠，便站在我们的中间，他竟拿出要动武的样子来。那些欧美人莫名其妙，都问他怎么一回事。他怒气冲冲地说我侮辱官长，我的态度傲慢，一定是共产党。我用英语回答说：“你并不是我的官长，你不应该随便给人加罪名……”他于是乎更怒，冲开中间的欧美人，抓着我的衣服便想往车下拉，那些欧美人一齐拥上，大家皆甚惊慌的样子，把我们拉开，劝他下车去。他一面拉我的时候，一面说：“我在此地有绝对的威权！可以拘禁！可以枪决！”
沈阳到北平的通车在山海关中伪交替，当我与某宪兵司令抗辩的时候，中国护路警察已经登车了，在我们的旁边就站着一位身材高高的中国警察，可是他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我想那时车已经快要开了，中国一定早已接收完了，可是新换的中国车队长并没敢露面。中国不抵抗，我很明白他们也没有办法，不敢和蛮横无礼的东西讲理，所以我也不怪他们。我和某宪兵司令闹过了以后，万分亲切地感到国家的重要，而且万分亲切地感到中国不抵抗之非策。我在山海关的那四十分钟，好像一人只身陷入于野兽的窟穴，毫无国家的依靠，毫无公理或法律的保障！
我此番经过东三省虽然受了不少的波折，可是加深了我许多对于某国的认识，也影响我的政治见解以及将来的事业。因为自己学哲学，对于人类的社会或政治问题，总是为人类全体的福利着想，向来未充分注意到国家或民族斗争的必要。经过了此番旅行之后，我才能深切地了解抗敌之必要，抗敌之急需！人类总应该是有理性的，可是你陷于凶恶的野兽的窟穴以后，只得和它拚个你死我活！
弟云桥敬上。九月卅日。
云桥先生是我在伦敦时很敬佩的一位同学，他受此侮辱，在车上一夜睡不着，一到天津车站，就在候车室里写一短信给我，说经过山海关时几被某国所谓宪兵司令也者拘留枪决，幸赖欧美旅伴力救始免。我急复一信慰问他，并请他把经过详情函告，这是他的第二信。
我觉得这并不是云桥先生个人的遭遇，这个事实的后面，是伏着一种笼罩着全中国每一个人的黑影：在被奴化的国家里面，每一个国民所难于逃避的侮辱，而且这件事只是侮辱的开端，或侮辱的小焉者，所以云桥先生的这封信，很值得我们的深刻的注意。
我是一个生来惯会做梦的人，尤好做那不安分（？）的梦。在我十七岁时，刚从初中毕业出来；那时正是民国十六年夏季，革命势力已卷到了我的故乡；我止不住我心头上的青年之火的狂炽地燃烧，便投身到革命的队伍里。先是游行、宣讲、欢迎革命军……后是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后来局势比较平静了，便在县党部里担任了秘书。那时党势赫然，满可夸耀一时了。但是，我的心，随着革命热潮的低落而平静下来。我便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学识不足，能力过差。——一个初中毕业的十七岁的孩子，怎能做起大事！实在，遇着很多的事情，常常不能做得如自己心里所想像的那么好。我便开始做着新梦——最低限度，应求自己再受三年中等教育。自此，下了最大的决心如此做去，虽有同志们的挽留，家庭中的不表赞同，我都置之不理。后来，总算是有了幸运，于民国十八年冬季里，考入了××中学的高中师范科。当时，我快活得流出泪来；我认为我的前途从此开展，将有无限的光明。
因为自己始终未甘自弃，勉力以求；又因为得到几位贤明的老师苦苦指教；三年的光阴过去了，自己竟也获得了几许长进。在民国二十年冬毕业以后，幸蒙当地人士的爱护——其实是拉拢——委我做县立小学校长——一所完全小学，——在这个小学里，服务一年之后，深深地感到校长的职务，真是责重事繁；自己的经验不足，好些事情不能做得使自己满意。因此又发生了新梦：梦想能到一所规模宏大的小学校里去，同别人学些经验才好。后来事有凑巧，一个省立师范附小托人请我。当时我便毅然决然地辞掉了校长的职务，接受了附小的聘约。——这本是我衷心所梦想的事啊！
在附小一年之后，又有了新的感觉：天下老鸦一般黑，所谓省立附小，不过班级较多，经费充裕而已。谈到其他一切，也不过敷衍门面，那能说到真的办教育？（中略）在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教育理想和制度之下，做着教书的工作，又是多么苦闷的事啊！——内心里的苦闷啊！我并想：“在此国难当头的国度里，在此年富力强的青年时代，做小学教员就是唯一重要的工作吗？就是唯一适当的工作吗？”我想到这里，便陷于不可知的深渊里。
后来，与知己的朋友通信，曾谈到了这个问题；可喜的很，接到了一个使我萌生转机的回信。信是这样写着：
“……我早就这样想着：果真有一个人，具有锐利的眼光，沉静的头脑，周密的思想，和灵活的笔调，大可在新闻事业上谋发展；因为这种事业，一方面为社会国家尽了服务的天职，一方面也不至于限制住了个人的进益，而且或有很大的帮助——对个人进修上与成功上。吾兄曾否这样想过？吾兄的条件之如上所述者，无一不备，我以为别路皆不可走时，吾兄对此路可加以考虑。最近戈公振先生之死，又引起我对于此事的垂涎；戈先生不就是走向这条路而成功的吗？他连中学还没有进过呢！起初任《时报》副刊主笔，后任总编辑；以二十年的努力，竟有如死时的成就，不可谓非良好的榜样！……”（下略）
书平。 二五，九，十。
我们看到书平先生的这个“梦”，想到他那样逐步求前进的情形，很觉得有兴趣。古语有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其实我们可以说“做然后知不足”。努力做而感到不足，学起来才会真正有所得，因为这样才是自动的学，满足迫切需要的学，不是被动的敷衍的学。
书平先生问起做教员是不是唯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唯一适当的工作？倘所谓“唯一”是说除了教员以外都没有重要的工作，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对于这个问句的答案当然是个“不”字。可是我们不能否认做小学教员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至于问：除了教员以外有没有其他也适当的工作？这却要看个人的特殊的兴趣和能力，不能在工作本身得到单面的判断。“一方面为社会国家尽了服务的天职，一方面也不至于限制住了个人的进益……”这并不限于新闻事业，就是做小学教员，也可具有这样的条件。
我的意思并非反对书平先生改业。倘若他果觉得自己不宜于从事小学教育而宜于干新闻事业，当然是可以改的。至于入手的方法，很难有一定的公式，大概不外两途：一是寻得了新闻界的职务，在职务上训练自己；一是先尝试写作，从投稿做起，也许可从这里面得到相当的机会。戈先生就是用前一种方式开始工作的。
我个人很惭愧，至今还说不上什么“成功”，我也说不出什么秘诀，只是尽我心力干去就是了。这不是上海人所谓“卖关子”，实际情形是这样。
我有一个穷苦的然而思想很前进的青年朋友，最近在生活上发生了一个难解决的问题，这问题经过好几个知己朋友的缜密的探讨，但是无论怎样，都得不着一个比较适当的办法，现在提出来想请求你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答：
他的父亲在三年前跌入了失业的队伍里，三年来一家六口在穷困中挣扎着，不用说，我的朋友当然也跌入了失学的队伍，后来他好容易在一个商店里抢到了一个低微的店员的位置，月入十余元。他便把这十余元全数交给家里。在这生活高昂的都市里，这几个钱那能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呢！于是借债、恳助，能走的路子都走到了，只能在忧愁与苦恼中慢慢的度过了一些岁月。到现在，这位朋友的低微的位置也将不保了，因为过分的忧虑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的红润的两颊变得憔悴而苍白，活泼的动作变成迟钝呆板，因此，也就妨碍到他的工作，店里已对他下过好几次警告，他虽努力克服这些客观环境造成他身体上的许多缺陷，但主观的力量竟敌不过这强大客观力量的压迫，如这状态再延长下去，他恐怕也不免于跌入失业的队伍。
（以下有删节）目前我这位朋友的一家生活已极难维持，债台高筑了，借也无处去借，恳助也无处去恳助，十几岁的弟弟和妹妹站在面前，他们只认识几个有限的方块字，吃饭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教育问题自然无从谈起。
他有一个亲戚，很有钱——是在旧军阀时代从民众身上刮来的，前些时也曾帮助过他们一些的金钱，但我们知道“为富”者往往都是“不仁”的，他们根本就把穷亲戚丢在脑后。最近这位朋友觉得实在不了，就又写信去请求他帮助，信去后，接得他的一封回信，然而是空的。那信里说：你们穷我是很知道的，我也不会忘掉你们，我也愿意补助你们，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得服从！什么条件呢？说来令人又要气又要哭，他说：你的母亲必须与我住在一道。
起始看到这封信，朋友认为是笑话，是侮辱朋友，他母亲却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诉起怨来了：“不是开顽笑，是真话，这老鬼已经不止向我表示过一次这样的意思了。”母亲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朋友后，便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主张：“我的儿子已经这么高这么大，我这一生就为了你——儿呀！为了儿子的体面，我不能再嫁任何人，我要为儿子的前途打算！”
朋友听完了这段话，呆若木鸡，不知所答，跑来和我商量，我又拿去和另外几个朋友商量，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吃饭与贞操”的问题。顾全了贞操与“儿子的体面”，朋友只得和他的母亲商量商量准备一家六口同时投江自杀；若要还在这人世间生活下去，而且朋友还愿意做一个变革社会的工作者的话，那么，只得恳求他的母亲“屈辱”一下。我们为朋友找出的路线只有这两条……（下略）
王卓夫谨上。十，三，南京。
王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还不纯粹是“吃饭与贞操”的问题。如果他的那位朋友的母亲真是爱上了一个男子，决意另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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