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应引起什么贞操问题。现在那位很有钱的亲戚却是要凭藉他的几个臭钱，强迫那位朋友的母亲出卖灵魂，这是最卑鄙可恶的行为，我们绝对不赞成她屈伏于这种卑鄙的压迫。而且这种卑鄙龌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信义的，就是她自甘“屈辱”了，和那个狗东西“住在一道”之后，不见得他就真肯顾到她后面所带去的一大拖人的生计。
就一般说，经济问题是和社会问题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在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完满的办法”以前，个人的经济问题实在无法得到“完满的办法”，只有就个别的特殊环境努力实行可能的办法。像王先生的那位朋友，既有“好几个知己朋友”，这“好几个知己朋友”应该多方设法，把那位朋友的“十几岁的弟弟和妹妹”分别安插到可以吃到一口饭的工作处所，就是做些粗工，不拿钱，度过目前难关，缓缓再想其他办法，也是一时的救急处置。如能使“弟弟妹妹”勉强做些粗工，混得一口苦饭吃，剩下父母两人是比较易有救济办法的。那由“好几个知己朋友”每人每月勉力凑出一些，也不无小补。同时这“好几个知己朋友”还应该常常劝劝那位朋友，思想前进的人对于现状的愤懑是免不掉的，但是如能这样勉强布置一下，就只得勉抑“过分的忧虑”，否则徒然“损害了他的健康”，于事丝毫无补。
我们不知道那位朋友的详细的具体的环境怎样，所能建议的只不过如此；倘有读者能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很愿意负转达的责任。
同时我们特把这书信公布出来，也是要显露社会上穷苦状况已到了什么地步，希望由此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的一位小朋友惨死了。我去年冬天离开故乡，那时也正是她由高小毕业后赋闲半年，为着生活而到纱厂里去当女工，以后我们常常通信。她名义上实在是我的学生；每次的信总是老师老师的称呼，这样我是常常以老师的资格去指导她；不，她常常告诉我许多她的事，她的生活；要我来替她解决。我知道她是入的摇丝间，这工厂仅有八千元的资本，所以什么都是站在刮上，以生命换取他们的资养，每日十二小时，工资一角五分！这样的劳动，这样的代价啊！同时她们两个月里才能出来一次（凡工人一律住厂），每日总是在棉絮窒人中生活，啊！这样的生活，叫我是实在不能耐：牛马的生活啊！还有件可怜的事，管班的衣服，是要她们轮流洗涤，这当然是没有代价的。这样她是一天天的羸弱下去。她说她要离开那里，而且她的痰也带红色了，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我每次给她的信，总是要她安于现实。我现在是害了她！她的死，不是死于她的病。先生！真的我要流泪。据来信说是十五的那天早晨（由工伴的报告），她下班以后，就死在井里，据说是管班的要侮辱她，她不从，又恐因此触怒而失业，所以跳井而死了。当时还没有知道，到十六日下午，方发现的，随由厂方通知家庭具领。该女的父亲，是十足的乡下人，想要起诉，但又无证据，是的，现在只有忍心具领了！（下略）
小婴敬上。通州十，廿一。
这信里所说的事实，谁看了都要愤怒的。但是据我们所知道，这类惨痛的事实并不限于小婴先生的故乡。这类事实固然不会发生在劳苦大众的国家，就在欧美改良主义的国家里也还不致于哭诉无门，一至于此。但是在改良主义还说不上的国家里，情形便不同了。
这类惨酷事实的铲除，不是枝枝节节所能有效的（虽则在可能范围内，我们仍不应该轻轻放过，例如上面所说的事实，如能设法寻到人证物证，还是要设法严惩的）。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不愿这类惨酷事实继续发生的人们，下更大的决心和努力，用集体的力量把黑暗的社会变过来，变成不容许有这类惨酷事实存在的光明的社会。
小婴先生因为劝她安于现实，觉得是害了她，这诚然是极痛心的话。但是如当时小婴先生不能替她介绍一个较好的啖饭地，也是无可如何的。因为这类惨痛事实的根源是在整个的社会制度，个人的救济力量是很有限的，虽则个人在可能范围内还是要尽他的最大的努力。
救亡运动的开展和过程，是抵押了无数的头颅与热血；而且还需要这样毫不迟疑的抵押下去。我们纵观救亡运动的面影，我想谁都不会否认它的伟大性，历史性。虽然它扩展增长的势力也微弱得可怜！但我们不能仅计及这一点便抹煞了它全部如小孩子般成长的力量！
它虽则蓬勃可喜，但毕竟敌不住哺育它的人们——作救亡运动的人们——的冷淡了！冷淡的原因当然是那些人们的思想消极了。这并不一定说环境把那些人们制造出消极了（固然为此的也不敢说没有），但大多数的人却为了两性更有接近的机会而放纵情感了，于是学生救国会的办公室便作了两性临时的谈情地。——我不是说作救亡运动的人不能谈爱；但事实告诉我们说：十之八九作救亡运动的人，若一经谈爱，便毫不顾惜的抛弃职务而去享乐了——或又谓消极亦无不可。即或尚有人能勉强支持职务的残局，但那也不过形式上的敷衍而已！
有一次我到清华，一个从不说谎的同乡告诉我说，他们学校作救亡运动的男女大都成双配对了，在花前月夕携手谈情——或则两性由私人感情而探讨救亡运动职务进行，那也未尝不佳；但事实上证明了两性感情一经“情爱”的融洽，便褊狭的尽量滋长享乐的寿命；什么使命、任务、国家存亡，在他（她）们是不会想到的。所想到的大约不外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尽期”罢。（下略）
王镛。十，廿三晚，于华大。
一经谈爱便抛弃对于救国的任务，这诚然是很大的错误，但是这种错误不是不可以纠正的；只要把这种错误纠正了，爱的本身是不必反对的。从另一方面讲，由同志而成爱人，不但不该抛弃对于救国的任务，还应该互勉互助，更努力才是。
我们希望陶醉在爱情而忘却救国任务的人们，对于王先生的忠告加以深切的注意。
大约在两个多月之前，我们机关上突然多了一份“伪满新京”的《盛京时报》。这报的内容，多是歪曲的，带煽惑性的新闻和评论；及左抄右袭的副刊。这使我大大的惊异：为什么要定这种报纸呢？
经过多方的探询，据说这是我们院长的意思。而院长却是由某市政长官的介绍，及盛京时报社的要求（干脆一点是强迫），而“欣然”允诺定阅的；而且“慷慨”的定了三份。我们这份就是院长派阅的。我不得不赞叹“邻友们”的无孔不入的“亲善”政策！（中略）
我没有用摇尾乞怜的酸相及哀求的声调去交涉，先令送报的停止送报。几天之内，并没有反响。我想：“他们会甘心吗？”
果然，大约双十节前后的某天下午，我们办公室走进了一个××人和中国人。××人神气活现；进来就板着面孔，毫不理会人，摘下帽子向桌上一掷，在皮包里抽出一张“盛京时报记者”的名片，轻藐的递给我，随即使劲的坐下来。我恍悟了来意，于是和缓的解释说：“我们的经费很窘，无力看许多报；而且，院里和我们机关是无界限的，他们既定了两份，我们也可以借阅。”那位中国人翻译成×语；××人显然发了恼怒，态度更变得凶恶。（中略）他点头冷笑了一阵，又和翻译说了些话；翻译告诉我：“吉田先生说：‘你们经费既窘，为何定这许多中国报呢？就算是实情吧，你们也可在这些中停去一份，添上我们的报啊！’先生！看透些！面子事！省得添麻烦！”他表现一付小汉奸特有的风度，补充了自己的意思。我气愤得有点发抖，竭力抑止住怒火，然而不免愤愤的说：“对不起！贵报内容很好，可是我们没有看它的必要。”翻译有点发慌，他似乎怕译出来要发生僵局；而××人却努力做作出一副凶恶得无以复加的表情在等着答复。于是翻译又不知咕噜了几句什么，都拿起帽子愤然走开。临行，翻译带着不屑的口吻说：“好！总有办法的，再说吧！”我用将要冒火的两眼目送了他们出去。
我正在为我的外交胜利而快慰，却有人替我担心了：“老郭！当心些！人家不至于甘休的呀！”我回答说：“放心！至多派几个兵来捕去把我打一顿吧，决不至于用对国货售品所的方法来对付一个堂堂的机关！”（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所因为售太阳牌洋伞而至被×方捕去店员，并且将该所查封。）
万幸！到今日为止（只说到今日为止），我没有被捕。然而，当我听说塘沽、天津地方法院塘大分院的房屋被××宪兵队强占为办公处的事实，我觉得我的估计太轻了：尽给人家横行无忌的欺侮下去，终有视查封一个机关为一件小事的一天呀！
茗柯上。
华北在侵略者压迫下的种种方面的“奴化”，这种惨痛的事实是一天天严重起来了。文化侵略也是侵略者一个重要的策略，煽惑和麻醉的报纸当然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工具。用威吓手段强迫多定一种奴化的报纸，这还只是开端，倘若我们对于华北的危殆局势不下决心作根本上的挽救，恐怕一般人民都只有“奴化报”可看了！茗柯先生的爱国精神固然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深的敬意，但是那个“记者”的后面是有着整个侵略者做靠山，要始终拒绝他的要求，个人的力量恐怕还是不够的。我们以为遇着诸如此类的无理要求，应该和当地的爱国团体及舆论机关联系起来，暴露敌人的黑幕，造成集体的反抗力量。
（上略）我们这许多的工人，都是在日商纱厂里做工，自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厂方藉口销路停滞，生意不好，实行压榨工人的手段：实行减裁工人、降低工资、增加工作时间、以及不时的殴打，开除工人种种的虐待，无所不至。然而我们还是这样的忍气吞声，很服贴的替它作牛马，因为我们是要吃饭啊！
现在市面虽然还在闹着不景气，但这时纱布的销路却反而来得格外的畅销，并且最近厂方将每月四个星期改为三个星期，这可以充分的证明厂方的生意是太好了，然而厂方不但不恢复从前的待遇，却反而加紧地增加工作时间。我们一方面因为厂方不能恢复从前的状态，一方面因为我们处在生活程度这样高的今日，生活的压迫，差不多使我们连气都透不过来，因此我们便想利用这个时期怠工。厂方似乎是早已觉察，便命头目向我们工人讲：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唉！我们每人每日的工资都在四角钱左右，有的甚至还只有三角钱一天的呢？试问这百分之五的增加，于我们工人究竟有多大的补益呢？现在我们要求最少须要增加十分之一，然而我们这样的要求在无论那一方面看来，也不见得说是过分吧！何况我们还有很充足的理由呢？经一再的交涉，无结果，厂方的态度仍不肯让步，逼不得已于前日（八日）夜怠工。次日交涉仍无结果，乃全体实行罢工！唉！这是多么不好的现象啊！虽然我们也是出于不得已的啊！先生！我想您一定很能同情我们的吧？所以我们现在请先生在十五日将要出版的《生活星期刊》上能够把我们这封信登出来，并且希望舆论界一致的给无理的厂方一个制裁，那我们二万余全体的工人就感激不尽了！（下略）
沪东杨树浦日商纱厂全体工人同上。
这封信寄到时，本刊已在拼版待印了。但因为这件事的重要，所以临时把别的文字抽去，赶行插入。我们认为工友们在这封信里所说的要求是万分合理的。我们特把这封信里所叙的事实表露出来，希望能引起社会的严重注意，并希望舆论界努力主持公道。
我近来因奉政府的命令，到南洋来考察我侨胞学校办理的情形。由山打根（Sandaken）到新加坡（Singapore）的途中，我搭的船是（Davel）船。因为沿途泊埠运货，行程历七日，船中无事，只有阅书消遣。我带的书，在船开的第二日已经看完了，很感觉无聊，偶然向船上侍役（都是广东的琼州人）问：有没有小说可看？（我心想，像他们的程度，只配看看《三国演义》一类章回小说。）他答应有，马上拿给我的是什么呢？原来是您所著的《萍踪寄语》二三集及某先生编的《锦绣山河》。我吃了一惊！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过？”他说：“看过，很好！”于是我欢喜到了不得！可说是南来一个多月最欢喜的第二个事件了（第一个是广西事件的和平解决）。一个船上的侍役，居然会赏识《萍踪寄语》，我想您知道也很高兴的。
我到新加坡后，见到《生活星期刊》，我便买来看，刚好碰见一个在中学教书的朋友，谈及您，他说：“韬奋办《生活日报》，招了十多万的股款，后来因事没有出版，把股银连利息都退还，这是最难得的操守！”
我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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