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据我所知道的，乃至一切热心救国同胞所知道的，他是一位非常热心于救国运动的人。至于我自己，向来言论公开，主张全国一致团结御侮，这是怎样的“动”，读者自能明白，我也用不着多说。
当然，我们也有一点要自责，要自己感到惭愧，就是怎么还不能使这位校长了解，使他知道中国人都该努力救国，救国的事虽要依各人的能力干去，但是并没有毒，也不会引起什么生理上的反感，这样也许他便可大胆放心，也要毅然来参加救国阵线。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还该格外努力，并希望王先生和许多同学们都要格外努力。
同事青浦人方君今年二十岁，在十六岁时初中毕业，同年就到上海进了一家小板木行里，做一个每月只有小洋四角月规钱收入的学徒，到今已有四年多了。在这漫漫的四个长年中，他没有回家过一次，同样他的因经济破产困居在乡的父母，也没有来看过他俩唯一的儿子或寄一件衣帽之类的东西来。
据方君自己说：第一年到上海是棉衣裤过冬；第二年棉的破了，二件单衣裤过冬；第三年人长大了，衣破完了，由一个师兄送了二件衣服过冬的。去年到我们这里来时，一条单裤一件夹袍子已过了半个严冬！
到这里来后，虽有较多的收入，但他仍不肯用它。过冬的棉衣还没有买，日重一日的毛病——咳嗽——不肯去医治（他不肯去的理由是在单衣多病中已挣扎过了四年，仍不过“如此”之故），所以已节有十多块钱的私蓄。
近日在报上看到一日运动，他就毅然决然将这十多块的血泪的私蓄去贡献给国家。同事都以为他近来咳嗽增剧，亟须医治，而且家中晨愁夕餐的老父也写信来，似乎向他诉过苦，应当将这钱去看病或寄一些回家去（他不大寄钱回家），并解释救国效力之时日长，身体要紧，强固的体魄是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这种毁坏了能更多贡献国家的身躯，节下微少的金钱捐助国家，是一种曲解了毁身纾难的举动。老实说，像方君的情形，在上轨道的国家，是国家应当补救帮助他的。诸同事只敬佩他的爱国热肠而不同意他的这次举动。
是的，方君个性很强，他认为对的事他就做了，从未考虑过（不要说听）别人的意见。他对这次做的事说：“我现在所做的事是现时期每一个国人当迫急去做的事，其余的问题都没有比这更重要迫急的！”（下略）
宗棠上。十一月八日
方先生以血泪的私蓄贡献给国家，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泣的行为。这十几块钱，在他是血泪的结晶，他把这血泪的结晶，慨然献给国家，这里面所含蓄的精诚，实在不是表面上任何物质的数量所能测量的。我们愿在这里郑重表露出来，表示中国有这样的爱国国民，必然有光明的前途。
不过同时我们却也不能不想到方先生的病。他自己以为挣扎了四年，一定还可以挣扎下去，这当然是错，因为病症日深，更难医治，所以我们当然要劝他赶紧就医。倘若方先生已决定把私蓄贡献给国家，敬重他的各同事和厂里的当局应该另外想法协助他医病。倘若觉得个人的医生医费太贵，可酌往相当的医院门诊，比较可以省费。
我们最后要对方先生和宗棠先生的以汗血钱贡献给国家的朋友们，致最诚恳的民族敬礼！
我从前因为向真理的追求，引起家庭的不满，乡里的仇视，在封建压迫重重的包围中，在旧礼教的势力下受尽了亲友的咒骂。使我这重受创伤的心灵，一变而为热狂，以致和家庭断绝了关系。我的丈夫，亦因为为大众奋斗而牺牲了，遗下未满周岁的孤儿，我为了生活的鞭笞，携着她到处飘泊，苦度着流浪的生活。在这含辛茹苦的生活中，现实告诉我，悲观颓废是无济于事的，我要以我这一息尚存的躯壳，为未来的希望，在人类最后的决斗的火线上，尽一点力量。尤其当目前中华民族危急到最后关头，救亡运动的责任在每一个中国人热血里沸腾着的时候，我恨不能马上跑到前线上去，做点我所能做的事情，我相信我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但一个缺乏处事能力的我，始终为不能解决的问题束缚住：就是在这救亡运动的工作中，我怎样去做点工作呢？以我自己的处境和薄弱的能力，又能做些什么呢？这一个问题，在我脑海里日夜考虑着苦思着，始终想不出一个较好的办法。
张海萍谨上。十一月六日，上海。
我看完张女士的这封信，对于她的在艰苦患难中的为国的血诚，十分感动，我要对张女士致无限的敬意；同时更想到无量数的和张女士具有同样志愿的男女同胞，我独自发怔了好多时候。中华民族死里求生的大变动，显然不久一定是要到来的，我们的赤诚为国的满腔热血不怕没有冲洒的机会！
张女士提起“恨不能马上跑到前线上去”，我以为在中国，实际上已分不出什么前线和后方，因为我们民族敌人的魔手已伸到我们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讲到救国工作的危险，随处都有，所谓后方，并不减于所谓前线，虽则前线在有形的枪林弹雨之下的牺牲，是比较的易于看得见的。当然，我们倘有机会到前线的军事上去服务，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倘若机会还没有，或是这种机会一时还未到临，那也不必以此为恨，因为救亡的工作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努力，不一定要上前线去，而且讲到分工合作的原则，如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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