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读者已作好了准备而且饿得很。斯密曾不得不创造出公共财富或国民财富这一概念，而穆勒只需把这一现成概念拿过来进行分析就行了。对斯密的读者而言，财富自然指的是一笔钱，因而他不得不经常尽力消除他们的这种错误观念。对穆勒的读者来说，财富包含的内容则要多得多。尽管他们非常熟悉皮尔和科布登的富于机智的讲演，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却使他们不相信纯粹重商主义的国家政策理论，而把国民财富看作是可用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全部商品。如何生产这些商品，如何分配这些商品，如何交换这些商品，这些便是斯密所要考察的题目。他只需分析当时在英国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哲学提供的材料。与其同时代的人相比，他的分析不仅具有更强的条理性，而且还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不过，正是从同代人那里，他不加怀疑地接受了他所考察的那些概念。论断是他自己的，但所讨论的问题却取自当时几乎显得陈腐的思想。
当时的那些思想观念对穆勒产生了非常强烈而又微妙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诸如卡莱尔或金斯利的著作中看出来。这两位作家试图采取与穆勒相对立的立场，他们的思想基础是这样－健全而有益的观念，即不应把物质财富提升到独立实体的高度，而与享用者的幸福断绝关系。但无论是卡莱尔还是金斯利，似乎都未能真正有效地表达出这种反对意见。他们不是拒绝接受穆勒的概念，而是谩骂指责他所得出的结论。同穆勒一样，在他们那里，所讨论的问题是现成的，论断则是他们自己作出的；但他们都不如穆勒那么有条理，不如穆勒那么耐心地考察，因而所作的论断便不如穆勒的那么正确。
过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穆勒的方法与假设才受到了真正致命的批判。诚然，历史学派先是在德国，然后在英国和美国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他们与穆勒的分歧远非象表面看到的那么巨大。他们抱怨穆勒把其时代特有的某些制度和行为方式当作所有时代普遍存在的制度和行为方式。白哲特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假设》，就是这种批判的一个极好的例子。但这并未触及事情的本质。穆勒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弱点与其说是在于它把特殊形态的财富当作绝对和独立的思考对象，还不如说是在于它以这种方式看待任何形态的财富。向前真正迈出第一步的人是杰文斯及其同代人；他们分析的不是人们假想的物品固有的效用，而是物品在什么条件下才对活人具有效用。在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世以来的28年间，这在年轻一代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一直是清晰的主音调，而且一直在给予他们的分析以新的灵感，在加宽他们的论述范围。
尽管如此，这些年轻人的著作却没有一本能够取代穆勒的著作。他们的研究工作仍处于发育期，既有发育期的长处，又有发育期的短处。正如俗话所说，有所得必有所失。没有哪一位现代经济学家能象穆勒那样泰然自若，心中有数。谁要想寻求最新发现，想寻求有关未来发展的最深刻启示，那他不要到穆勒那里去寻找。但大多数读者没有当探索者的野心，宁愿沿着老路前行，直到弄清哪条新道路能把他们带到目的地为止，他们需要的是父辈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儿子辈的胡猜乱想。对这样的读者来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仍具有其权威地位．
亚瑟·t．哈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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