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动物的行为的人，不是在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中寻找制定这种法律的理由，而是认为，之所以要制定这种法律，是因为一旦养成了虐待动物的残忍习惯，人类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如果说具有足够体力的人在看到动物被虐待时，有义务加以阻止，那么一般说来，社会也同样有义务加以阻止。在这方面，英国现行法律的主要缺陷是，即使是对于最为严重的虐待动物的行径，处罚也很轻，几乎往往等于不给予处罚。
一些社会成员处于依附地位，为了保护他们，应由法律限制他们的签约自由。常有人提议，婦女也应该包括在这些人中，而且现行的工厂法象对待朱成年者那样对待婦女，对二者的劳动都作了特殊限制。但我认为，为了这一目的和其他目的而把婦女和儿童归为一类，不仅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某一年龄以下的儿童是不能独立判断事物或行动的，在没有长大以前，他们必然或多或少地缺乏这种能力；但婦女却同男人一样有能力了解和处理自己的事情，妨碍她们这样做的唯一障碍是她们现在处在不公正的社会地位上。只要法律规定妻子得到的每样东西都是丈夫的财产，规定妻子必须与丈夫同居，从而迫使她忍受丈夫在精神和[ròu]体上对她任意施加的虐待，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她是被强迫做每件事情的，而当代的改革家和慈善家所犯的一个大错误是，他们不是去纠正这种不公正本身，而是一点一点地对付不公正所造成的后果。如果婦女象男人那样，能完全支配自己的人身以及自己继承或挣得的财产，那就没有理由限制她们为自己劳动的时间，以使她们有时间为丈夫劳动，或者用鼓吹这种限制的人的话来说，以使她们有时间为丈夫的家庭劳动。在劳动阶段的婦女中，只有那些在工厂做工的婦女，不处于奴隶和苦役的地位，其所以如此，就因为她们到工厂工作和挣钱往往是自愿的。要改善婦女的状况，就应为她们开辟尽可能广的就业门路，而不是完全或部分关闭已经向她们敞开的就业门路。
第十节永久性契约
个人能对自己的利益作出最好的判断这种学说的第二个例外是，有时个人试图在现在不可改变地决定近期和遥远的未来什么对自己最为有利，此时就不适用于这种学说。只有当个人的判断依据的是个人实际的特别是现在的经验时，才有理由推论说个人能对自己的利益作出最好的判断，而如果这种判断形成于经验之前，即使在被经验推翻之后也不能反悔，那就没有理由作出上述推论。如果人们签订一项契约，不只是要做某件事，而是要永远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做某件事，绝不允许解除契约，那么，便不能认为坚持履行这种契约总是对人们有利的，何况签订这种契约时人们可能还很年轻，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自愿签约，通常也没有什么意义。听凭人们自由签约这一实际原则，在应用于永久性契约时，应加以很大的限制；法律应对这种契约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若当事人尚不能对这种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作出判断，法律就不应允许签订这种契约；若允许签订这种契约，法律就应尽可能确保当事人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签订这种契约；尽管当事人不能自行解除这种契约，但法律却应核允许当事人向公正无私的有关当局陈述了充足的理由后，解除契约。以上种种考虑显然适用于婚姻这种最为重要的终生契约。
第十一节委托经营
对于政府不能象个人那么妥善地处理个人事务这种学说，我要指出的第三种例外，是个人委托他人经营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所谓私人经营，事实上与其说是当事人自己在经营，还不如说政府官员在经营。不管什么事情，若听其自然，股份公司能办好的话，则国家常常也能办好，而且就实际结果来说，有时还会办得更好。众所周知，政府的经营确实是拖沓的、不经心的、无效率的，但股份公司的经营一般说来也是如此。固然，股份公司的董事常常是股东，但政府官员也总是纳税人z公司董事同政府官员一样，可以在经营良好时得到一份利益，但暂且不说偷安的心理，他们有时也故意不好好经营；以从中谋利。有人会反对说全体股东可以对董事进行某种控制，而且几乎总是有权解除董事的职务。但实际上，股东很难行使这种权力，只有当公司经营得很糟糕，接近于破产时，才会行使这种权力，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般也会撤换它所任命的管理人员的。股东大会以及股东个人的检查和调查提供的这种保障是很差的，与此相对，在自由国家，凡政府干预的事情，则较为公开，可以对其进行较为积极的讨论和评论。所以，同合股经营相比，政府经营的缺陷即使肯定要大一些，似乎也并不一定大得很多。
凡是人们通过自愿合伙所能做的事情，即使政府官员能做得一样好或更好，也应让人们自己去做，其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即：这些事情如果让政府官员去做的话，会使政府主要官员的负担过重，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无法集中精力履行只有他们能履行的职责，而去管理那些没有他们也能做得很好的事情；会不必要地使政府的直接权力和间接影响膨胀，并增加政府官员与老百姓发生冲突的机会；会不适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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