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用处照古义说是“言志”，照如今解释是“抒情”。诗可以分成许多类，单说中国诗，就内容言有风雅颂，就形式言有律绝五七言诗等等，它的存在却有个共通的意义，不外乎用文字从一种限制里描写一件人事，或表示一个意见，一点感想。“诗”这个字在古今中外含义尽管不同，然而把它同散文比较，也易明白。它似乎极重“经济”。它的成立是多少有点限制的。它必须以约见着，用少数文字起多量效果。它与散文分别就在此。诗要效果，词藻与形式能帮助它完成效果。惟一切事物皆在时间洗练下失去光色、词藻与形式。在一段长长的时间下也会失去它的意义。因此在变动中有“新诗”，同旧诗对立的新诗。
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大多数作者受一个流行观念所控制，就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新诗作者自然不能例外。不过新诗当时侧重推翻旧诗，打倒旧诗，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形式上无所谓，在内容上无所谓，只独具一种倾向，否认旧诗是诗。受词、受曲、受小调同歌谣影响，用简明文字写出，它名字叫“自由诗”。那些诗，名副其实，当真可以说是很自由的。
新诗在革命意味下发展，便仿佛特别容易作。凡有勇气执笔的人几乎都可以写诗。一切刊物必有诗。当时被称为文化先驱的新人，在新风气下不能不写诗。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朱经农，李大钊，陈独秀，朱执信，任鸿隽，沈玄庐，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把这些人的名字，同新诗并举，如今看来似乎有点幽默了。然在五四前后，这些人是常常写新诗的，正因为大家都肯天真烂漫写新诗，所以新诗能引起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正因为张三李四都可以写新诗，所以初期新诗就数量言，成绩真不差。就质言，说苛刻一点，多数诗都太杂乱，太随便，太天真。胡适之是第一个写新诗出新诗集子的作家。冰心会写短诗，俞平伯、康白情会写长诗，那些诗当时多被中学校选作国文课文，为青年人所熟习。这几个作者，同上述一群新人，可算做是奠定中国新诗基础的功臣，值得我们记忆。
新诗既毫无拘束，十分自由，一切散文分行写出几乎全可以称为诗，作者鱼龙百状，作品好的好，坏的坏，新诗自然便成为“天才努力”与“好事者游戏”共通的尾闾。过不久，新诗的当然厄运来了。多数新人对于新诗的宽容，使新诗价值受了贬谪，成就受了连累；更多数的读者，对新诗有点失望，有点怀疑了。
稳定了新诗的社会地位，是稍后一时另外一群作者，宗白华，梁宗岱，王独清，刘梦苇，冯至，饶孟侃，于赓虞，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一群作家。在这一群作家中，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四位人特别有影响。写诗胆量大，气魄足，推郭沫若（他最先动手写长诗，写史诗）。朱湘是个天生的抒情诗人，在新诗格式上的努力，在旧词藻运用上的努力，遗留下一堆成绩，其中不少珠玉。徐志摩诗作品本身上的成就，在当时新诗人中可说是总其大成（他对于中国新诗运动贡献尤大）。其中有一个作者，火气比较少，感情比较静，写作中最先能节制文字，把握语言，组织篇章，在毫不儿戏的韵、调子、境界上作诗，态度的认真处使新诗成为一种严肃的事情，对以后作者有极好影响，这个人是闻一多。
新诗有个问题，从初期起即讨论到它，久久不能解决，是韵与词藻与形式之有无存在价值。大多数意思都以为新诗可以抛掉这一切（他们希望各有天才能在语言里把握得住自然音乐的节奏），应该是精选语言的安排。实则“语言的精选与安排”，便证明新诗在词藻形式上的不可偏废。这问题到了上述几个作者时，是用作品或理论表示得很明白。
新诗到这时节可以说已从革命引到建设的路上，在写作品中具有甘苦经验的，渐渐明白新诗不容易作，更不容易作好；用新格式得抛弃旧词藻，内容常觉得“浅”，“显”，用旧词汇是不能产生新境界，内容不可免堕入“熟”，“滑”，作者比较先前自然显得寂寞多了。玩票的诗人已不好意思再来胡乱打油凑热闹。原来对新诗有狂热的，一点儿抒情气氛或随年龄衰歇了，或被生活压瘪了，或读好书太多羞于拿笔了。死的已死，不死的又或经商作宦，办党教书。中国新诗运动，仿佛也就停顿了一时。国内被称或自称“诗人”的虽日见其多，真在那里写诗的，倒并不怎么多。书店印出的单行本诗集很多，销场可不怎么好。
这种暂时消沉酝酿了稍后一时的热闹。少数还不放下笔杆的作者，与一群初从事写作的新人，对“诗”的观念再有所修正。觉得先一时“自由诗”所表示的倾向同“建设的新诗”有点冲突。大家知道新诗得要个限制，在文字上，在形式上，以及从文字与形式共同造成的意境上，必需承认几个简单的原则。并且明白每个作者得注意一下历史，接受一笔文学遗产（从历史方面肯定“诗”是什么，得了遗产好好花费那个遗产）。孙大雨，林徽音，陈梦家，卞之琳，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算得是几个特有成就的作者，这些人完全不是理论家，却有作品证明“新诗不是无路可走，可走的踏实在很多”。几个人的作品同时还说明，要建设新诗，得有个较高标准。这标准在什么地方？几个作者是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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