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but，译音最近原音；况且“佛’宁可单用，因为佛字已成有音无义之字，最适宜做一个新教之名；而“浮”“复”等字皆有通行之本义， 皆不可单行， “浮家”“浮道”亦不免混淆。故精译名之中，佛陀最合于 “适者生存”的条件，其战胜！日译决非无故。（试比较“基督”“耶稣”“天主” 等字，其中只有“耶”字可以作单行的省称，“基督”“天主”皆不能省林。“移鼠”“夷数”之被淘汰，与此同理。）
所以我可以大胆的猜想：“佛”之名称成立于后汉译经渐多信徒渐众的时期。安世高与支娄迪激请人择经皆用此名，佛字就成为标准译名，也成为教中信徒的标准名称。从此以后，浮屠、浮图之称渐渐成为教外人相沿称呼佛教与佛之名，后来辗转演变，浮图等名渐失其本义而变成佛教塔寺之名。
总之，陈先生谓“范蔚完所搜集之后汉史料实未见有佛之名词及记载”，此说实不能成立。第一，现存之后汉译经无不称佛，说已见前。第二，《牟子理惑论》亦称佛，说亦已见前。第三，袁宏《后汉纪好永平十三年楚王英条下说：“浮屠者，佛也”，这还可说是晋人的话。但同长延平元年记西域事，引班勇所记身毒国“修浮图道，不杀伐，弱而畏战”，其下云：
本传曰，西域郭俗造浮图，本佛道，故大国之众内数万，小国数千，而终不相兼并。
惠栋说，《本传》谓《东观记·西域传》也。此说如果不误，陈观记》起于明帝时，成于灵帝时，自是后汉人着作，而已有“佛道”之称了。第四，《三国志· 刘跷传》记窄融
大起浮图调，……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分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没，以招致之。……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
此等记载，若是完全孤证，尚可说是陈寿用的新名词；但证以后汉译经与《牟子》，我们不能不承认怫之译名久已成立，故陈寿在魏晋之间（生蜀汉建兴元年，死晋元康七年，二二三——二九七）屡用佛字，正是用后汉通用的名词记后汉的史事。——凡此四事，皆是后汉史料。其实范书《西域传论》只是说两汉方志不记佛道之“精文善法导达之功”，与佛教徒所培说的“神化”大不相同，为可疑耳。我们不当因此致疑后汉无佛之名词及记载。
现在回到《四十二章经》本题。
梁僧佑《出三藏集记》云：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阔此经。
隋开皇十四年（五九四）法经的《众经目录》列《四十二章经》于“佛灭度后抄录集”之“西域圣贤抄集分”之下：
《四十二章卜卷，后汉永平年竺法兰等译。
隋开皇十七年（五九七）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着录此经最详：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卜十八章。” 道安录无。出《旧利及朱士行《汉录》。僧佑《出三藏集记江载。
梁任公先生很怀疑这部们目录》，他以为道安以前并无着经录之人，但他又推定《旧录》殆即支敏度的《经论都录》。他说：
考佑录《阿述远经民大六向拜经烟条下引“旧录”，长房录所引文全同，而称为“支录”，则几僧佑所谓“旧录”，殆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若吾所推定不谬，则彻十二章经》之着录实自“支录”始矣（适按，长房录明说《旧录》与朱立行《汉录》均着录此经）。支敏度履历，据《内典录》云，“晋成帝时豫章沙门”，其人盖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则此书（四十二章）或即其时南人所伪撰，故敏度见之而道安未见也。
《旧录哪是支敏度的《经论都录》，梁先生的考证似无可疑。支敏度本在长安，晋成帝（三二六——三四二）时与康僧渊、康法畅同过江（见犒僧传帅）。其时道安（死三八五）尚在少年。支敏度的《都录》作于道安《经录》之前，故僧佑称为《；目录》。老安录以前无着经录之人，则“旧录”之称为无意义。道安之录所以笼罩群录，全在他首创新例，“控品译才，标列岁月”（僧佑录自序中赞安录之语），并不是因为以前无有经录。僧佑《续撰失译杂经录》自序云：“寻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着群录，独有安公。”此可见安录所以前无古人，在于考订群录，而不是因为他以前无着经录之人。
今考僧信所引《旧录》着录各经年代最晚者为晋成帝时康法逮抄集的《正譬喻经》 十卷。成帝以后译的经，无有引《目录》的。这可见识1录》确在道安经录之前。其时北方屡遭大乱，而江左粗安，丹则一带本是后汉的佛教中心，故保存后汉译经较多，或有文敏度见着而道安未见之本，亦不足怪。（稻录多有“安录先阔” 之经，并引安公自序“遭乱录散，小小错涉”以自解。）
《；目录》说此经“‘撮要引俗”之作，故法经目录列为“抄录集”。道安不持村此经，也许是因为此经是“撮要弓俗”之作而不是译经。此以见安录之谨严，而不足以证明此经为道安所未见。《车厂》所，呵证后汉末年确有此经，憎佑着录此经，其下j：
右一部凡一卷，汉孝明帝梦见金人，诏遗使者张喜羽林中郎将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定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其经命传于世。
此段全月《中理惑论》之文。《！目录》本明说此经系“撮要引俗”之作，向增佑过信《理惑论》，故不用《旧录》之说。费长房始全引《旧求》之说，使我们知道《； 目录》也是很谨严的经录，其态度谨慎过1‘增佑。僧柏《经录自序》中也有” 孝明感梦，张春远使，两1‘门文写经四十二章，韬藏兰台”的话；序中又说，“古经现在，让先于四十二章；传译所始，靡逾张春之使。”他这样尊崇此经，所以不能接受“撮要引俗”之说了。
费长房《经录》］咬谦条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
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例录》。（《大唐内典录》与《开元录》皆引此文）
梁任公先生说，“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其他经录无以别名者。” 按《大唐内典录》第九，
东晋沙门支敏度《经论都录》一卷，……又撰恻录》一部。
《众经别录》（二卷，未详作者，言似宋时）上卷三录：大乘经录第一，三乘通教录第二，三乘中大乘录第三。下卷七录：小乘经录第四，篇目阔本录第五，大小乘不判录第六，疑经录第七，律录第八，数录第九，论录第十。都一千八十九部，二千五百九十三卷。
长房所见《别录》，或是此录，增信似不曾见此录。
支谦译经部数，诸经录各不同：
僧信录只载三十六部。
慧皎的《高僧传》只载四十九经。
长房此录有一百二十九部，合一百五十二卷。
长房自己说：
房广检括众家杂录，自《四十二章》以下，并是别记所显杂经，以附分录。量前位录三十六部，或四十九经，似谦自译。在后所获，或正前翻多梵语者。然纪述闻见，意体少同；目录广狭，出没多异。各存一家，致惑取舍。兼法海渊旷，事万聚滴，既博搜见闻，故备列之。而谦译经典得义，辞旨文雅（皎传作“曲得圣义，辞旨文雅”。此处“典”是“曲”之伪，又脱“圣”字），甚有硕才。
我们看长房所引《别录》记支谦帼十二章经》的话，应该注意两点：
第一，《别录》明说此是“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可见《别录》作者实见此经有“小异”的两个本子：其一他定为后汉译，其一他定为支谦译。
第二，《别录》明说支谦译本“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这又可见他所认为后汉译本必是文辞比较朴素简陋的本子。
汤锡予先生（文引见前）指出《高僧传》说竺法兰译的《四十二章经》流行江左，其实即是支谦译本，后人误传为汉译。汤先生认现存之本即是支谦本，我很赞同；费长房已疑心他所得的支谦译经“或正前翻多梵语者”，今本帼十二章》确可当“文义尤正，辞句可观”之赞辞，可定为支谦改译之本。但依《别录》所记，似江主确另有旧译本，无可疑也。
一九三三·四·三
附录一：寄陈援庵先生书（胡适）援庵先生：
前上短文中，有一段论现存后汉怫经均不称佛为浮屠、浮图，我提出三个解释：一、此造经皆非汉译？二、皆是汉译而已经后人改正？三、后汉佛徒已渐渐一致用 “佛”之名？三说之中，我取其第三说，甚盼先生教正。
昨夜点读《弘明集》，见其第八卷中刘褴《灭惑论》引当时道士所作《三破论》云：
佛，旧经本云浮屠，罗什改为佛徒，知其源恶故也。所以名为浮屠，胡人凶恶，故老子云／匕其始不欲伤其形，故究其头，名为浮屠，况屠割也。至僧榜后改为佛图。本旧经云“丧［1”，丧r由死灭之门，云其法无生之教，名曰丧门。至罗什又改为桑门，僧掉又改为沙门。沙门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称。（负十）
此种议论可证我说的“佛”字所以独被采用之故，正以浮屠等字皆有通行之别义，而怫字无义，故为最适者之生存。但“三破论”说此等新译名，皆至罗什时始改定，此似非事实。罗什译经已在五世纪之初年，岂五世纪以前之诸经皆此时所一一改定者乎？又如“桑门”之名已见汉明帝诏令，岂是罗什以后所改定？又如陈寿死于罗什译经以前一百余年（二九七），刘题传中所用“佛”字岂是罗什以后人所改乎？
引此一条，可见浮屠之称虽久为佛徒所废弃，而教外人偏要沿用旧名，其中往往含有恶意的低毁，如《三破论》所说。
先生以为如何？
胡适上二二·四·五
附录二：陈接庵先生来书适之先生撰席：
关于《四十二章经风牟子理感论》及汉明感梦等问题，近二十年来，中东西学者迭有讨论，垣何敢置一词？前函因大着发见《真浩》与《四十二章经》之关系，不禁狂喜，又因其中有一二语似过信《四十二章经》，故略陈管见。今来示谓欲为此问题结一总账，甚盛甚盛。谨将前函未尽之意，再申明之。其有诸家已经论及者，恕不复及。
后汉诏令奏议， 皆用“浮屠” ，不用“佛”，具如前函。《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天竺国一段，凡八用浮屠，亦未尝一用佛。其中两称“浮屠经”，亦不称 “佛经”。至陈寿始以佛图与佛参用（范书《陶谦传》采《三国·刘筹传》文，亦浮屠与佛参用）。至袁宏始纯用佛，并以佛释浮屠。至范蔚宗于汉诏议仍用原文，于自述则用佛。
不独佛一名词如此。沙门之初译为桑门，鱼豢历举桑门之异译，日流问，疏闻（一本作疏问，当有误衍）晨门，亦不及沙门。是鱼豢所见之《浮屠经》，尚未有沙门之译也。今《四十一二章经》数言沙门，亦岂初译所应尔？
根据以上史料，遂得有以下之标准：
一、后汉至魏中叶，尚纯用浮屠。
二、三国末至晋初，浮屠与怫参用。
三、东晋至宋，则纯用怫。
依此标准，遂有以下之断定：
一、后汉有译经，可信。后汉有《四十二章经》译本，亦或可信。现存之《四十二章经》为汉译，则绝对不可信。
二、襄楷所引为汉译佚经，可信。襄指所引为汉译之帼十二章经》，亦或可信。襄楷所引为即现存之《四十二章经》，则绝对不可信。
依此断定，遂推论到《牟子理感论》，及现存汉译诸经，皆不能信为汉时所泽撰。
大着说，我们检查现存的一切后汉三国的译经，从安世高到支谦没有一部经里不是称佛的，没有一部经里佛称为浮屠的。难道这些择经都不可信为后汉三国的译本吗？难道这些旧译本都已经过了后世佛教徒的改正吗？
我今答复先生说，三国的译经除外，若现存汉译的经，没有一部不称佛，不称沙门，没有一部称浮屠，称桑门，就可以说是没有一部可信为汉译的。假定其中有真是汉译的，就可以说是都已经过后世佛徒的改窜，绝不是原来的译本了。
大着又举出四证，证明佛之名词，在汉已成立。第一证即是现存之汉译请经，第二证即是《牟子理惑论》。依愚说，现存汉译诸经及《牟子》，均在被告之列。在其本身讼事未了以前，没有为人作证的资格。我今可答辩第三证：
大着第三证引袁纪延千元年记西域事，有‘才传日”云云，据惠栋说，本传谓标观记·西域传》，标观记》即有佛道之称，则是后汉时已有佛道之称。惠氏此说，不审何据。据吾所考，本传殆指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因袁纪所引“本传日” 虽少，而引“本志日”甚多。所引“本志”之文，今皆见司马彪《续汉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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