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生跟妻子和丈母娘生气,没有上楼,钻进了他以往住过的姑父的书房。他得看姑姑和姑父的面子。再说,岳父老何一向跟女婿相处很好。他若真的要搬到农场去住,也是一时冲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已经像一个榫头,深深地打进了林家,拔不出来了。
晚上,潮生和姑父谈起当年,谈起父親和姑姑。那时,潮生还小,林清是刚下放的城市知识青年。一眨眼,快有三十年了。
知识青年落到这片土地上的那一年,第三次大围垦开始了。
辽阔的海涂上,老远就能见到两米见方的大字:农业学大寨,向东海龙王要田!
东海的潮汐,舔读着这震天撼地的豪言壮语。一日两潮,丝毫不为所动。大浪飞溅到标语牌上,洗涤着那分鲜红,使之渐渐暗淡。鸥成排地歇在标语牌上,拉下白色的粪,亵渎着人们的豪情壮志。成千上万的围垦大军,打破了它们宁静辽远的环境生态。它们时而掠起,在低空盘桓,“嘎嘎”叫唤,把屎拉在人们的头上,以示抗议。
一道弧形的长堤,在平坦的海涂上崛起,绵延十里,直到黄山矶下。东风浩蕩,沙鸥点点,人潮如涌,红旗猎猎。这是一个隆冬低潮“的季节。
大片的海涂,袒露在惨白的冬日下。黑色的沙渚,肥一块,瘦一块。一道流沙沟蜿蜒弯曲,清波细浪,波光粼粼,涟漪轻柔。沟的曲线,柔和地扭来扭去,扭出一道道浪漫的曲线,澹澹的浅滩,如女人丰腴的肥臀饱满,水汪汪地性感。这才是真正的[chǔ]女地。地势略高一点的沙渚上,稀稀拉拉地长了些芦苇,冬天,芦叶枯黄,风一拂来,习习地响,就像女人身上初生的*毛,含着羞赧。大片滩涂,是刚长出的不毛之地,光且净,沙地上留有昨夜退潮的浪痕。浪痕间印着无数鸥爪,偶有一两行渔人的足迹,弯曲,明朗。阳光温情脉脉地摩挲着,有如丈夫摸着怀孕妻子的肚腹,大地的每个毛孔里生出慾望。这片数万亩的海涂,像是刚从江中捞起来的落水的女人,被搁到河床上,那将合龙的塘堤像扯成两截的褲带。
人,怀着征服的慾望,围住她,垦她。
围垦指挥部就设在黄山庵内。
黄山庵已无半尊佛像,一切佛事器具均被扫出殿堂,那些砸不破的铁鼎钢炉被扔到庙后的荒草里。墙壁用石灰涂过用红油漆写上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那久经香火熏烤的尘垢,顽固地透过新刷的石灰,隐隐约约显现出“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来,与光辉灿烂的总路线争一席一地。尤其是那个“佛”字,“亻”旁被红色的“!”盖去,“弗”字坚强地站在句尾,好像一个被拷打的囚犯,死不招供,抬头说:“不!”于是,薛政委,当年围垦的总指挥来看见了,命令宣传员用黄色油漆把它涂了,再用红漆写上:“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终于盖住了。民工们说:“哈哈,佛爷怕毛主席!”
临江的一堵石壁上刻有一个偌大的“禅”字,相传是王羲之的真迹。这个字在江面上的航船上、渔舟上才能看到。昔日,晚泊在崖下的渔民,免不了在崖下的石坎上烧一炷香,以求江上平安。任副指挥长的杨茂生命令两个民工,搭了脚手架,爬上去,用水泥把“禅”字蒙掉。
当年,一伙青年人进庙来,扒了神龛上的菩萨,扯下大殿里的幔帐,掀倒香炉,神殿里那股神秘的气氛顿时一扫而空。电工们牵来了临时电线,装上了电灯,一百瓦的大灯泡,照得神殿里通亮,连昏暗的墙壁也亮起来。他们摆起了办公桌、会议桌,拉起了电话线,装了一架摇柄式的电话机。庙里是前线指挥部,山门口挂了块“围垦指挥部”的牌子,佛爷观音、金刚罗汉闻声消,遁,到东海龙王钱塘君的水晶宫避难去了。院子里堆满了铁丝、草包之类的物资,菜地被踏平了,老樟树上安了两只高音喇叭,跟庙里的古钟一样大的口径,但比钟鼓响几倍。那口大钟有幸躲过了炼钢,当时被放下来,扔到茅坑后的杂草中了。
绑在大树桠上的高音喇叭,一天八九个小时不停地发布命令,扬先进,促后进,报喜讯,讲国家大事。讲一通再唱一通“东风吹,战鼓擂”。钱塘江上东风吹来,洪亮的歌声在西线的十里海涂上全能听到。
黄山庵院内有四间厢房,一处厨房。庵里只剩下老师父和瓜儿。庵做了围垦指挥部,木雕泥塑的菩萨一丢了事,两个大活人却是不能随便扔的。况且瓜儿还是田稻的妹妹。她死不嫁人,守着师父和庙,谁都拿她没法子。师父年近七十,自然是还不了俗,嫁不了人的。她师徒二人,佛门弟子,已被火红的生活淘汰。但她们是人,这里曾是她们的宿地,也只好容忍她们住下去。师徒二人搬进了一间厢房,终日将房门紧闭。其余两间,成了指挥部干部和工程人员的宿舍,另一间做了广播室电话室兼宣传室。夜里两个女孩睡在里边,一个播音员,一个话务员。白天,这间曾是瓜儿禅房的小房可热闹啦,男男女女,出出进进,谁都爱跟漂亮活泼的播音员话务员搭讪几句。凡是到指挥部来的青年人,总爱到播音室里看看什么扩音机,其实是看播音员和话务员。她们俩都有一对长辫子,风不吹,日不烤,雨不淋,水灵灵的大眼睛,圆圆的屁股细细的腰,甜甜的嗓子,迷人的笑,跟瓜儿死板木油的脸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们正当妙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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