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天气很好，秋高气爽。潮起了，潮又平了，涛声依旧，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八月大潮已过。观潮淹死了七八十个人，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电视台连续追踪报道了好几天。被潮头卷走的人，大部分连尸也没有找到，如泥牛入海，永远地漂走了。潮渐小，江边，死者的家属们留下的祭魂的纸钱灰烬被风卷起，吹到塘堤上。夕阳黄昏时，还可以听到哭声。
江上游，有一艘挖沙船在作业。挖沙机的翻斗上上下下，“咕咕通通”响着，日夜不停。阿才坐在塔驾上抽烟，眺望着江边。铜钱沙三五年内将被黄沙、水泥和钢筋封起来。修路，建球场别墅，各种各样的土木工程，需要大量的黄沙，他的沙场再也不愁销路了。他欣赏自己有眼光，看准了。江中浅滩有取不尽的黄沙，他承包了村里的黄沙场，大赚了。明年，他要增添设备，增加产量，花八十万再买一艘挖沙船。他接任了村长，许多事办起来更顺手了，再也不受田稻的干扰。他要力争在退位之前，把沙场转到他私人手里。土地没有了，他移足江心。
田稻和兰香在收割晚稻，还雇了几个外地工。
这三亩地不是他的承包田。他的稻子已经收过了。但这稻是他親手种的，也由他親手来收。
这三亩地是陈昌金的，是陈江泊的，是青儿的。是女婿家的。包产到户的那一年，陈昌金回到了村里，要了地。他一家四口人，分得三亩承包地。
陈昌金从牢里放出来后，被大队管制，挨过斗，挨过批，老实了好多年，光杆条一根，一无所有，伺候生产队里的几头牲口，田稻也没有多为难他。有一年，从安徽流落来一个女人，田稻收留了她。那女人声称死了丈夫，老家很穷，出来谋生的。兰香跟田稻说，让我哥跟她过吧。田稻就出面，让陈昌金讨下了这个女人。“文化革命”时，为此事，田稻差点儿被罢了职。陈昌金讨了个女人，事后才得知女人怀有两个多月身孕。为了不再连累田稻，他诈称跟那女人回安徽去。兰香给了哥一点钱，要他好好过日子。陈昌金想，天下一样，哪里也没他的好日子，于是，不知从哪里弄了条船，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带着女人悄悄地走了。不久，那孩子出生在船上。一家人漂流在钱塘江上，谁也管不着他了。他就住在江上的破船里，学着打鱼捞蟹，远离铜钱沙。因为漂泊不定，他给儿子取名“江泊”。“文革”结束，毛主席逝世，“四人帮”散伙，他才回到铜钱沙来。那十年对别人是十年浩劫，对他而言是十年生聚。他不仅补了少年时代生在江边不识水的一课，识了钱塘江，熟了钱塘潮，连每日两潮潮头到何处是几点几分，潮高几尺，拍岸何处，他都滚瓜烂熟。江的两岸是他的计时钟，准确得不差分毫：潮到何处是几点几时，潮落何处是几月几日。他也知道船泊何处安全，船行哪边无事，何月何日来什么鱼，鱼在何处。陈昌金不笨，秉承了他爹的精明。他是铜钱沙上第一个离开土地的人，也是第一个走向市场的人。那年头市场叫“黑市”。他学会了捕鳗。鳗是名贵鱼，当年黑市上卖到十块八块一条。工人干十天不如他一天，农民干一年，不及他一月。他漂游不定，走在黑市上，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没户口，没住处，拎了几条鳗，进城走街窜巷，像一条滑溜溜的鳗鱼，人称“河鳗阿昌”。他不仅置了新船新网，银行里有了存款，十年下来，他的存款比整个铜钱沙大队的家底还厚。但他不露富，在江上当他的渔佬儿，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他不向社会祈求什么，认识他的人叫他“鳗鱼阿昌”，不知其名的叫他“渔佬儿”。陈昌金就是这么生存下来了。他回来时，让人们大吃一惊：居然带了一对十多岁的子女回来。他仍是一副酸样子，装的。他腰包里比谁都硬，这从他儿子女儿的穿戴上便看得出来。他在村里露了一下又走了。他只是想告诉村里人，我没死，活得挺自在，我还是铜钱沙的人。他是听说地主一律摘帽子的时候回来的。他又把户口挂到了铜钱沙生产队，一口气补交了十多年的副业款，每年五百元，为的是要生产队认他这个人，这个家。大家马上对他刮目相看了。
他做起了鳗生意。原先的“黑市”改称为“自由市场”，不久就正名为“农贸市场”了。他是铜钱沙上第一个入场的人。鳗鱼市场火爆，鳗苗贵如黄金时，他捕鳗苗，走上海，不久就只收不捕，开始贩运鳗苗，悄悄地当起了“陈老板”。这时，他一只脚在江上，一只脚跨上岸来，在城里的水产市场中占了个摊位。他有了钱，不甘寂寞，与城里的一个小寡婦勾搭起来，开了一爿酒店，钱全是他的，老板娘由那女人去当。于是，他在城里有了个据点，吃喝睡由那女人全包。他指缝里流出来的油水，把那小寡婦和她的女儿养胖了。安徽老婆是管他不住的。包产分田时，他又回村，按政策分到了三亩地。他要地了。他不仅要了稻田，还要了宅基地。地他不种，荒着，钱粮税收一分不少，照缴，宁肯买粮交公粮。村里谁要地，谁去种吧！收成归你，费用由他交纳。白种，自然有人干。他就成了这种畸形农民。他第一个在村里盖上了两层楼（现在他是四层洋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他亮相了。陈昌金成为铜钱沙的首富。人们忿忿不平了一阵子，又不能扒了他的房，分了他的产。批斗不兴了，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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