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的、儿孙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那张合同书放在桌子上，田稻能将它倒背出来。村委、支委们也个个都读得烂熟。征地办公室的主任拿着副本，到村里来了五趟，形成这份合同许多人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和气力，争争吵吵，参照了一大叠国法、政策和规定。新娘子要出嫁了，他却憋屎憋尿不肯上轿，不知耍什么花枪。
田稻在招待所里睡了三天，抽了一条香烟，喝了三斤老酒，却没说一句话，没写一个字，闷着，堪称史无前例。没有发火，没有骂人，温濕得像在水里浸过的炮仗，用火烧也不着。
村里像是烧开了的一锅水，沸沸腾腾，田稻却像坐在冷水盆中，纹丝不动。
他一人住着一个单套间，那是乡里专门用来招待上司和贵宾的，这回轮到他享受一番。仿佛要过足了瘾才肯离开，离开了，永远也不会再来。他一生劳累奔波，马不停蹄，像一根上紧了的时钟发条，稍一松弛又被人拧紧，一分一秒也不曾停歇，滴滴答答，走过了五十八个春秋。他冥冥之中感到这是最后一次被拧紧，拧到了极限，待走完了这一圈再也不必拧，自动散盘。生命的力度再也不会有紧迫感了。他似乎在抓紧最后一刻，把五十多年的疲劳在这几天里全部解除，领略一下休息的味道。他没有休息好。事情迫在眉睫，开发区的红线图也绘制出来了。国土乃国家之土，最大的拥有者是国家，一个小村长，当然挡不住开发区的开发。田稻是明白这一点的。他在装糊涂，因为许多中介环节是一本说不清问不明的糊涂账。也许他软拖硬抗又会给村民们捞到一点意外的好处。再说，他一拿起笔就发抖发昏，心就像被一刀剜空了似的，背熟了的条款一片模糊，死人一个个向他扑来，活人的呼喊令他头脑发麻。他几次拿起笔感觉都一样，放下笔，那感觉顿释。
“法人代表签字”这几个字他看了几百遍。只需在这行字后面潦草地写上“田稻”二字就完事，太轻而易举了。这字不能由别人代签，否则，不是作假就是违法。区长、乡长们签的是责任状，他签的是“地契”。我是这一千五百亩土地的法人代表？他怎么也适应不了这个说法。“法人”这个词近几年才听说，后来才在文件中看到。领什么执照时，有这么一栏。私人企业、个体户们，最先出来充当了这个角色。他们对自己对国家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给公家当法人的人，谁负过责？谁又负得起那个责？他田潮生能负起这个责吗？他觉得好笑，太好笑了！看着“田潮生”的签字就想笑。开发区主任，法人代表，买方。堂堂正正，副厅级干部。我是什么？老百姓举手选的，社长、大队长、村长、支部书记，名称四十年换去换来，都是“田稻”。他从来没有感到是什么法人，只是感到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他不知签过多少字，“田稻”二字划得烂熟，而且极具特征，任何人都学不来，谁要是模仿了他的签字，他一眼就能辨出来。从一把扫帚到一百万的经济合同，从母猪下崽到女人生娃他都签过字。而这回签字是要把整个铜钱沙卖掉，铜钱沙就会在他签字了之后消失掉，同匈生死簿一样，一笔勾销。他有一种像法院院长在死刑犯的布告上打“ⅴ”一样的感觉。
这可是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打“ⅴ”呀！
他觉得有点滑稽，有点荒唐。
合同书上的买方法人居然是田潮生。
田潮生是他田稻的儿子啊！儿子！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是准备来铜钱沙投资建度假村的是田麦，资本雄厚的港商，他的同胞弟弟。
这是怎么回事？历史的长河在这里搅了个漩涡，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搅乱了。一个怪结。一块土地，三代人，还有第四代，搅浑了。他害怕黑笔落在白纸上，死后见了父親，做鬼也说不清。还有村里人会怎么说，怎么看。历史给他出了个难题，逼他回答。
月光从窗口照进来。他走到窗前，抬头一望，月儿弯弯，星斗满天，银河横跨天际。他推开铝合金玻璃窗，一股热风吹进来与房间里的冷气汇合。他腹背同时感到冷热交错，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娘卖×，这空调。”他打了一个喷嚏。他的脑子和身子全被调乱了。他关了窗，走出来，站到阳台上。一阵夜风吹过来，楼下的一丛罗汉竹沙沙响。院内樟树上知了突然嘶叫起来，烦。小院里静悄悄的无人。他脱下背心，只穿着一条短褲。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他虽然是快六十岁的人，身子骨硬朗得像壮汉一般，黑发中夹杂着几根白发，三天没刮的胡子板刷一样又硬又黑，古铜色的肌肤泛着光泽。他酒量很好，饭量也大，吃喝自然不差，肚皮却没有隆起来。这得益于他习惯田头劳作。他平日很少西装革履，衣着饮食随便，一副农民本色难脱，保持着许多乡下人的坏习气，如随地吐痰，随地小便，不洗手就进餐。但他从来不生病，没住过医院。
他感到体内有一股说不出名堂的东西在膨胀，慾向外倾泻，渴望获得像儿时挺起肚子往江中撒尿时那种淋漓尽致的快感。他望着月亮，望着山影，山下有一片稻田，山坡上是茶树。他恍若回到了江边，回到了那遥远的童年。
他仿佛看到母親从铜钱沙款款向他走来。
母親是个精神失常近四十年的人。母親打父親被大潮卷走后就失常了。如今依然健在。耄耋之年，耳聪目明，还能下地干活，一年四季，不停地种豆收豆，种瓜摘瓜，在地里瞎忙。她是个远近闻名的疯子，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不仅仅因为她是田稻的母親，也是大港商田麦的母親，是田潮生总经理的奶奶，是场长林清的老岳母。她的儿孙可谓权倾一方，财聚万千。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奶奶受人尊重，重要的一条是她在这片土地上像个幽灵，她的疯话当时听来的确是一派胡言，谁都不信也不敢信，可过三五年乃至十多年，却往往成为事实。她甚至像个预言家，连某某人怎样死，何时死也料定如神。所以，无论谁见了她都有几分对神一般的敬畏。她有自己的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对现实的存在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判断是非的标准停留在她疯的那一刻，也就是五十年代合作化运动时。她死也不承认自己是疯子，谁说她疯她就说谁疯，所以，她坚决拒诊。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热心帮人，帮倒忙、闹笑话、令人啼笑皆非是常事，然而，却令人笑后深思。所以，她颇有几分令人胆寒的威慑力。除上述两方面原因外，她和丈夫田土根，还是铜钱沙的缔造者、创始人。
田稻想：娘知不知道铜钱沙将要卖掉？全村人都知道，娘是不知道的。谁会跟一个疯子去说这事呢？说了她也不信。她不懂，她连合作社、人民公社、国营农场也不承认，会承认旅游开发区，会承认高尔夫球场和度假村吗？她只承认过一回现实：分田到户。她只知道毛主席分了地主的田，邓小平又把田分给了庄稼户。娘要是知道卖掉铜钱沙，她会怎样？会彻底地疯狂，会死？她视土地庄稼胜过生命，要她永远离开这块土地，简直不敢设想。
田稻记起了娘年轻时说过的一句话。那时他还小，城里的林老爷和二地主陈耀武为争地打官司，娘说：“男人啊！斗呀斗，争呀争，不就为了两样，田和女人。田跟女人一样，谁占去了、买去了就跟谁姓，种的庄稼、生的孩子就属谁。田的命跟女人的命一样，惨啰。”后来，合作化时娘疯了，她看到田归了公，大家一起来种，就说起疯话来：“哪有这样伺候田的？田姓公，公家弄，不成了婊子的×，出得了好谷吗？婊子生得出好孩子吗？”那年他当社长，娘骂他做了王八头。好气又好笑。
我当了几十年王八吗？要把自己的娘也卖掉啦！我签字？我是法人？我是三八？娘啊！你又会说什么狂话？
田稻回到房里，到卫生间打开冷水龙头，扒下短褲，赤身冲了个透，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试签“田稻”工字。他一口气写了五十多个“田”字。横写竖写斜写，“田”字倒写也是“田”。
他油然想起少年时第一次拿笔写第一个字就是“田”字。
铜钱沙上的十几户人家，莫名其妙地被乡丁传唤到城里去吃官司，说是有人将他们告下了，原告居然是林老爷。在城里法院的大堂上，原告抖出了一张盖有民国政府大印的地契。十年前他就将铜钱沙注册登记，以每亩五块大洋的价格买下来，并且交了税金。垦荒者们虽然落籍在这江心的沙洲上垦田安家生儿育女，春种秋收，抗潮围塘，生生死死，却拿不出一个字的根据来。凭什么说地是你的？凭天凭地凭人，找谁评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灭了，换叫政府，百姓者，庶民也，国有法，民有规，谁叫你不先注册后开垦呢？一字不识的庄稼汉、打鱼郎不知什么叫“注册”，他们只懂种地。早知五块钱就能买到一亩地，抽了血割了肉也要买。这江心里潮涌起来的无主之士，本是天的恩赐，怎么由一张纸儿一飞，就掉进了林老爷的口袋？他又不是种田人，在城里开了半条街的铺子，他要那么多地干什么？
种田人被愚弄了。种田人被愚弄了几干年。他们不识字，而国法是由识字的人写的。
一场官司一天之内让这批垦荒开拓者沦为佃农。
田稻依稀记得那天黄昏父親和伯叔们蕩着小船从城里回来，一个个灰溜溜的。晚上，人们聚在他家的茅草屋里，唉声叹气。这些人都是父親动员到铜钱沙来垦荒的穷兄弟，大都是老家田家畈来的。他们都很信崇父親田土根。父親对兄弟们沉痛地说：“荒了田，只一季不收，荒了儿孙一辈子做不了人。庄稼汉，不就是想在铜钱沙这块土地上顶天立地做一场人吗？我们没顶起天，也立不了地，成了佃家，站在别人的地上，今日才明白过来呀！我们的儿子不能再糊涂了，要识字。我建议，每户出一担稻谷，请先生，教孩子识字。”
“行，请先生，教子孙。勒紧肚皮也要识字。”大家应和。
穷佃农们丢了开垦得到的土地，突然明白了要认字和法。
铜钱沙人请来了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姓韦。田稻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老先生的模样。那个落泊的教书匠穿长褂，吃黄酒，戴眼镜，瘦长脸，深凹的眼窝里陷进两颗黄灰色的小眼珠。他常常闹着眼睛，观察周围的事物更多是用耳朵，激怒时才用眼。满口之乎者也文绉绉，让人听了半懂不懂。老先生读文章时摇头摆脑，仿佛在品老酒，品着品着，脑袋就像个挂在脖子上的秋后的葫芦，随时会“啪”一声落在地上似的。“先生，我娘煮了成水雞，爹打了老酒，今日请你去。”一听这话，那蔫葫芦顿时活了，眼也亮了，脖子昂起，现出个雞蛋大的喉结上下滑动。先生用手抹去嘴角上的梦涎，从周公那里回来，“嗯”一声，算回答学生，不苟言笑，用戒尺一拍桌子：“读——读读！”满屋子十多个学生“咿里哇啦，嗯唔啊呀”如池塘里的青蛙乱叫，说明先生在用功施教，值得吃雞。
韦先生又迂又馋，穷困潦倒。他年老体衰，要价不高，向每个学生收三斛稻谷，一年一件长衫，酒饭填饱皮囊足矣。教十五六个学生，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五六岁。一本《三字经》，读。一本《百家姓》，写。孩子们望着茅屋顶，唱着“人之初，性本善”，低着脑袋趴在红印本上，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学堂是东一家西一户出的竹子木头搭起来的。芦苇围的四壁，用稻草和稀泥糊上去，不透风，剜了几个碗口大的小窗儿。顶上是山坡上割来的茅草铺盖，倒也能遮日挡雨。韦先生早已丧妻，一介鳏夫，学堂里间便是先生的卧室，行囊简陋。先生一日三餐在学生家轮流公吃，衣裳脏了，由学生拿回去公洗，倒也清静，优哉游哉。教好教坏，也没人能鉴别。
韦先生在稀泥巴糊的壁上，恭恭敬敬贴上一张大红纸，纸上写了五个大字：“天地国親师”，乃五尊之位。紧靠五尊之位是一张方桌，那是田土根十年前从钱塘江里捞起来的。桌子上有笔墨纸砚，还有孔圣人的牌位。
学堂开课，放了鞭炮。一个个家长领了男童，来拜先生。
韦先生正襟危坐在五尊之位前。头顶天，脚踩地，君王打倒，民国在南京，委员长是他的同乡，親者蒙童之父也，他便是五尊之末，师也！至圣先师孔仲尼的牌位前设一瓦陶香炉，炉中香烟袅袅，两只用木头做的烛台上燃着两支小蜡烛，明晃晃。拜师的仪式十分简单。一群捕鱼摸虾捉蟹赶潮爬树掏鸟窝撵野兔的顽童，平日光屁股挺雀雀撒野，一下子穿戴齐整，虽然个个身上都有补丁，但毕竟是穿了衣服，还套上了鞋子，装起了斯文，一个个像犯人似的被父親押上堂来。男人们自然有几分自豪，毕竟让儿子迈进了学堂门槛。
这一步迈得十分庄重。
父親们把儿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