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问题之难决者,无过于《尚书》。《春秋》一经现在尚可见三传之文;《诗》虽仅存毛学,然三家异文尚遗留不少,且三家之解说虽不同,章句实无大异。最不得头绪者算是《尚书》了。但就汉代论,《诗》、《论语》、《老子》在文帝时立博士,《春秋》在景帝时立博士,《书》在建元间始立欧阳一家之博士(以上分见《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及刘歆上太常博士书),曾不多时,便闹《大誓》,闹所谓孔安国所献河间献王所好之孔子壁中书,又有张霸之百两篇,杜林之漆书,闹个不休。东晋梅氏书行世之后,直到明清人始认清楚其为伪书(疑东晋古文者,应以朱子为始,孔颖达亦略表示怀疑之态度)更牵连到王肃。今所见之本子不特不是西汉今文,且并不是马郑,且并不是梅氏原文字,且并不是隶古定本,而是唐开成之石本。
今虽有敦煌写本残卷使我们上溯到隶古定本,又有汉魏石经残字使我们略见今古文原来面目之一勺,有毛公鼎等使我们略知册诰之体式,有若干葬器款识使我们校订《尚书》中若干文字,然如但顾持此区区可得之材料,以解决《尚书》问题之大部分,颇为不可能之事。本文但以分解伏生二十八篇之组成为题,其实这个题目也是极大的,现在只写下其一部而已。
所谓伏生二十八篇者,究竟是否全是伏生所传,或与伏生所传小有异同,今不易断定,然此二十八篇,合以《大誓》,总可说是汉朝景武时代《尚书》面目,所以现在可以这二十八篇为对象去分析之。此二十八篇去孔子时所见书之面目已远,在这一点上是与《诗》大不同的。《诗》之称“三百”在孔墨时已成习语,而《论语》所引《诗》大致与今所见差不多;若《书》,则《论语》所引除不相干之《尧曰篇》以外,“高宗亮闇”见于《无逸》,而“孝于惟孝”不见今存二十八篇中。又《左传》一书所用之材料甚博,他所引书颇可代表当时(即春秋战国之交)流行之《尚书》,《左传》引《诗》几乎全与今所见之三百篇合,其所引《书》除《盘庚》、《康诰》等以外,几乎全在今所见二十八篇之外(参看附表)。从此可知三百篇之大体至少在孔子前后一时代中已略成定形,而《书》之篇章各时代不同,且恐春秋战国时各国中所流传之《书》亦皆不同。《左传》之引《书》已证明如此,《吕氏春秋》之引《书》亦证明如此,《吕氏春秋》所引除《洪范》外,几皆不在二十八篇之内。
此二十八篇不能当作一个系统看。不特宋儒多如此说,即文章家如扬子云、韩昌黎等亦都有这个观念。《虞夏书》之“浑浑”,《殷盘》、《周诰》之“诘屈聱牙”,显然不是在一类中的。朱子能以东晋梅赜书之号称古文反易了解断其可疑,乃不能以《尧典》、《禹贡》之号称《虞夏书》,反比《周诰》的文辞近乎后代断其可疑,正由于时代环境所限,不可澈底的想下去。东晋古文辨伪之工作早已完成于阎、惠二君之手,当今所宜究治者,为此二十八篇究是何事。
今写此二十八篇之目如下并试为分类。
一、《周诰》类:如上所表,第一类为《周诰》,自《大诰》至于《顾命》,合以《文侯之命》,凡十三篇。此正所谓“诘屈聱牙”之文辞。文式语法皆为一贯,此真一部《尚书》之精华,最为信史材料。我们现在读这几篇,其中全不可解者甚多(曲解不算),不能句读者不少,其可解可句读者不特不见得“诘屈聱牙”,反而觉得文辞炳朗,有雍容的态度,有对仗的文辞,甚且有时有韵,然则今日之不能尽读者,与其谓当时文辞拙陋,或谓土话太多,毋宁归之于文字因篆隶之变而致误,因传写之多而生谬,因初年章句家之无识而错简,淆乱,皆成误解。且彼时语法今多不解,彼时字义也和东周不全同,今人之不解,犹是语学上之困难也。即如《大诰》中,“宁人”、“宁王”之“宁”字,本是“文”字,乃以误认篆文而误,以致《大诰》本为文王殁武王即位东征之诰者,遂以此字之误,解作周公成王之书。吴大澂曰:
《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诗·江汉》,“告于文人。”毛传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潍县陈寿卿编修介祺所藏兮仲钟云,“其用追孝于皇孝已伯,用侃喜前文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为周时习见语,乃大诰误文为宁,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曰:“予曷其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曰:“率宁人有指疆土。”、“前宁人”实“前文人”之误,盖因古文文字,从心者,或作,或作,或又作 。壁中古文《大诰篇》,其文字必与宁字相似,汉儒遂误释为宁。其实《大诰》乃武王伐殷大诰天下之文,“宁王”即“文王”,“宁考”即“文考”,“民献有十夫”即武王之“乱臣十人”也。“宁王遗我大宝龟,”郑注,“受命曰宁王”,此不得其解而强为之说也。既以“宁考”为武王,遂以《大诰》为成王之诰,不见古器,不识真古文,安知宁字为文之误哉?
虽传《大诰》为周公相成王时之诰,今乃以宁字之校订,更生此篇之时代问题,此问题今虽未能遽定,然《周诰》若干篇中待金文之助,重作校订工夫,可借此启示。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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