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我們將這一段同太祖述律后傳相對照，幾乎完全相同，因此可知兩者來源于同一資料，只是葉隆禮在本紀中把「胡主」改成了「遼主」，把「漢主」改成了「漢帝」而已。
象這樣重出復見的例子，還可以列舉出好多。如卷一太祖本紀云：
述律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于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者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常親近，何故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于地下，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其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此事亦見于太祖述律后傳中，且文字一無變更。張礪自契丹南逃為追騎所獲事，既見于卷二太宗本紀又復出于張礪傳中。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夢溪筆談卷十五云：「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北宋人記契丹事，因文獻無徵，故多得諸傳聞，但却并非如蘇天爵所說「絕不可信」。因為宋人出使契丹，如曹利用、富弼等，歸來後所記見聞，多是可信的。此外，自遼歸宋的漢人亦有關于契丹事迹的記載，如宋會要兵一七之一云：「慶歷元年八月，以契丹歸明人趙英為洪州觀察推官，賜緋衣銀帶及錢五萬，更名至忠。」這個趙至忠所著虜廷雜記，當胡三省注通鑑時尚存。因此，我們可以推測，葉隆禮撰契丹國志時，所見這類書籍，定然是較現存者多得多。我們只要對葉隆禮的這部書有分析，有選擇地運用，其對遼史研究工作的價值還是不容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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