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内百姓甚念凄惨，故此联合各国领事，与清军商议，暂且停战3日。现在清军已表同情。我特来武昌见黎都督，请都督认可，将我带来公文盖印，然后送至清军盖印，即可停战。”
吴兆麟因都督印已被黎带走，便问可否盖用总司令官印信。盘恩回道：“我在汉口已说定用都督之印，仍以都督印为是。”
吴兆麟便嘱办饭款待盘恩，请总司令蒋翊武奉陪。自己暗与孙发绪商议，都督印在葛店，一时亦来不及，不如照样刻一个印盖了完事。孙发绪深以为然。于是吴兆麟即电话军务部孙武：“请速令刻字工人照样刻之，愈速愈妙，一俟盘恩饭毕，即来军务部盖印。”
孙武闻停战3日，欣慰之至，当派高楚欢督令城内刻字工人，照都督印样速刻。约一时许，电告已刻完好。那盘恩饭毕。吴兆麟即备肩舆数乘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第七部，遂谓盘恩曰：“都督印在城内军务部，请乘轿往军务部盖印可也。”于是盘恩和吴兆麟、孙发绪同到军务部盖印后，当晚渡江回汉口。
吴兆鲤由葛店赶来，向蒋翊武、吴兆麟等报告黎元洪在葛店坚不肯回城之事。蒋、吴又派2人随吴兆鲤仍返回葛店，携带蒋、吴2人手书，并手抄停战条件送呈黎元洪，要他们转告黎元洪：“停战后，武昌即转危为安，一切交涉，非都督接洽办理不可。”
黎元洪闻已停战，喜出望外，答应回刘家祠。他在吴兆麟派出的马队迎护下，转回洪山附近的刘氏祠堂。次日又迁入武昌城内，将县华林高等小学旧址改为都督府。
湖北军政府并没有去认真分析全国和武汉的有利形势，各省的起义和独立，都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汉阳虽然失守，但海军仍在民军手中即主体”，亦即绝对精神。，可以回击清军。他们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窃国阴谋，以及“和谈”圈套。汉阳一失，便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对袁世凯表示妥协。
在黎元洪的导引下，湖北军政府已不惜背弃革命党“创立民国”的原则，准备接受现行君主立宪的体制，向袁世凯完全屈服。但是，上海的革命党人认为黎元洪之忠诚可疑，因此坚决反对他与清朝代表协商的任何协议。接着南京光复，革命军士气高昂，全国民心振奋，各省援鄂军队陆续到达，这使黎元洪向革命方面倾斜。湖北革命党人，甚至连黎的最忠诚的学生、参谋长吴兆麟，对他擅自逃离武昌的行为也予严厉批评，总监察刘公、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甚至主张对黎通电劾之，因吴兆麟、蔡济民等劝阻，方才作罢。
黎元洪羞涩尴尬，不敢再公开附和君主立宪的调子。稍后，他才以向世界各报馆发表呼吁的方式声明：广州、南京、上海向武昌增援，革命党联合起来，坚决反对保留皇朝，他赞成共和，收回他在汉阳失守后明确表示过的接受君主立宪的主张。
但是，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因为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对他的推重和扶掖，在议和的过程中变得生硬起来。英国人送停战条款给军政府时，一定要“面谒黎都督”自发的辩证法者。但古代的辩证法带有自发的朴素的性质。只，吴兆麟问可否加盖代理总司令的印章，回答乃是“定用都督之印”。黎元洪知道此事后，便有恃无恐，表现出一种急转直下的骄傲态度，对革命党人更是看不起。当甘绩熙等问他何以逃离武昌，请他不要轻听人言，随便他往。黎元洪居然怒斥甘绩熙：
“你青年人屡次说激烈话，实属不成事体。大家举我为都督，就要服从，勿得任意说不道德之言。”
黎元洪一步步地脱离革命，倒向袁世凯那边。
清朝隆裕太后懿旨：“现在南北停战，应派员讨论大局，着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定大局，钦此。”
袁世凯奉旨后，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汪精卫、魏宸组、杨度为参赞，并以在京每省1人为各省代表，其中有：直隶刘若曾、山东周自齐、山西渠本翘、陕西于邦华、江苏许鼎霖、浙江章宗祥、安徽孙多森、江西朱益藩、湖北张国淦、湖南郑沅、四川傅增湘、福建严复、广东冯耿光等。袁世凯约代表们谈话，道：
“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
袁世凯反复推论至数十分钟，语极沉痛。有些代表以为袁要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喜形于色，殊为瞢瞢。
唐绍仪等便乘车南下，准备在汉口同南方代表开议。
南方11省军政府的代表组成代表团，公举伍廷芳为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生于新加坡。留学于英国，后回香港担任律师，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1896年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07年再赴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和古巴公使。武昌起义后，宣布赞成共和，并与陈其美、张謇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
由于汉口陷入北洋军之手，伍廷芳致电黎元洪，告诉他们不能到汉口谈判，请转告唐绍仪等来上海开议。唐绍仪等从汉口赴上海，黎元洪派王正廷和他们同行。
袁世凯的议和，不过是他准备攫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议和的同时，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两省发动猛攻，力图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
袁世凯命毅军统领、总兵赵倜率部攻占陕西门户潼关，革命军张钫、刘镇华部退华州。次日，北洋第3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又率部攻占山西的门户娘子关。这自然激起革命党人极大的愤慨。
双方代表的第一次会议，伍廷芳便提出：“今日来开议以前，有一事先提出解决，双方定约于19日起，一律停战，而日来迭接山西、陕西、安徽、山东等处报告，知清军已入境攻战。似此违约，何能议和？故今所当先解者，须请贵代表电致袁内阁，饬令各处一律停战。得确实承诺回电后，始可开议。”
唐绍仪立刻推托说是革命军先行开仗。
伍廷芳道：“谁先开仗，虽费调查，惟有一办法：凡停战期间违约进占之地点，应饬清军先行退还，如娘子关、潼关等处，是最著者，此外地点，应悉退出，应符初意。”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由双方总代表致电各方实行停战。
南北会谈，逐渐被袁世凯操纵。唐绍仪南下前，袁世凯就面嘱他到上海后，先晤张謇探其意旨。张謇早已被袁世凯拉拢。唐绍仪第一次晤张謇，先代袁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整个局面，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唐绍仪露出口风：
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
张謇回道：“所谓南北议和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袁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8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
唐绍仪听后，道：“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
唐绍仪在上海同北京的邮传部次长梁士诒密电联系，梁士诒实际上是袁世凯的秘书长。
唐绍仪收到北京来的密电，有时只让两三个北方的代表看看。北方的代表人数很多，但他们都成了局外人。唐绍仪看过电报，并不去同伍廷芳商量，而是去找赵凤昌和张謇。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张謇和赵凤昌。
赵凤昌与张謇交情笃厚。张謇曾推荐赵到沪举办洋务，接触江浙两省的时人很多。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南方其他几个都督，同赵凤昌都有交情。张謇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等对张謇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于张，而张謇往往趋而谋于赵凤昌。因赵长年病足，不能下楼，大家就常常到上海南阳路私邸惜阴堂赵凤昌家里去会见或开会。在和议的过程中，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精卫、陈其美等，每星期总要有1、2天在赵家聚会。赵成了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唐绍仪几乎天天同赵凤昌通话。
张謇、汤寿潜、程德全原来都是立宪派或比较开明的旧官僚，现在又看到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转到了独立省一边。如果清室能够退位，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又有素来受到他们信任的袁世凯掌握最高权力，这正是他们求之已久的。这与袁世凯、唐绍仪自然相当合拍。
但是，南方革命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相当激烈的态度，他们佥以为和议万不可恃，非接续准备进行战斗不可。这些党人激于义愤，认为流血独多，抛掷头颅，牺牲财产，无非为共和代价，以谋同胞无穷幸福，倘功亏一篑，决不甘心。那上海革命党人追悼革命先烈，莅会者不下万人，有女子军事团，捧诵诔词，声泪俱下。士女演说，无不痛憾袁内阁以汉杀汉，此次议和，务先杜绝君主，誓达共和目的，以慰诸先烈在天之灵。人心感动，势力为之一振。又有广东北伐队3000人抵沪，主张激烈，认为那袁世凯一面议和，一面进攻秦、晋；指民军为土匪，进兵皖北，为远交近攻之计，其居心险诈，决无诚心。各报纸宣传尤烈：吾宁亡国亡种，绝对不认君主政体，有背此主义者，吾党当以颈血溅之。
对于革命党人的反抗，袁世凯早已预料，他除了拉拢并利用汪精卫之外，又通过各种渠道与黄兴沟通。袁世凯派北京红十字会会长夏浚贻和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来到上海，通过南京选锋队联队长朱葆诚的介绍，找到同黄兴关系比较密切的苏军总参谋长顾忠琛和元帅府秘书官俞仲还等人，经过深谈后，顾忠琛表示：“二君之希望和平，关系大体，深可钦佩，安得项城亦同此心理。总之，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项城而以保皇为重也，必出于战，项城而以保国为重也，须归于和。和战之机，实惟项城操之。现在反正者十余省，联军北伐者数十万，决无屈服君主问题之理，项城果能颠覆清廷，为民造福，则大总统一席，南军愿以相属。”
夏浚贻直截了当说道：“项城只可居于被动地位，其主动须由北军将士合力行之。所幸北军中人，近来赞成共和，颇不乏人。顾不能无所疑虑者，正恐南军所举总统为何如人。倘有畛域之分，将来即难免于冲突，是以观望不前，苟公推项城，吾知天与人归，北军定当乐于从事，特迟延非计，应速请廖君宇春北旋，密为运动，但得各方面之同意，则大事谐矣。”
顾忠琛等说：“吾党欲公举项城，正苦无阶，此事全仗廖君毅力行之，可造中国无穷之福也。”
廖宇春不放心，便提出：“吾辈私相计议，恐不足以取信于人，倘得黄元帅与程都督之同意，颁一纸证书，以为凭信，并订立草约，携之以归，则进言较易，而实行可期。”
两日后，顾忠琛与廖宇春等再次会面。顾忠琛道：“黄元帅与程都督均极赞成廖君之手续，可以保全中国，并可以消释两军已往之嫌，善莫大焉。元帅且云：前次各省推举某为临时总统，某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
顾忠琛即将黄兴给廖宇春的委任状交付。双方议定的条约是：确定共和政体，袁若能先推翻清廷，便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优待清室；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同时组织临时会议，恢复各省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彼此在条约上签名画押，互换，欣然而别。
黄兴也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袁世凯抗衡，对袁世凯的武力恫吓又存有相当大的恐惧，便以满足袁世凯的欲望，使袁对清室无所顾惜，从而实现清室退位及民主共和制度的理想目标。否则，他怕袁世凯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那样，来搞垮革命。只要袁世凯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河山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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