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武、方维被杀，是袁世凯、黎元洪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屠杀革命党人的典型事例。
黎元洪坐镇湖北，多次屠杀革命党人。湖北革命党人内部早有矛盾。以刘公、孙武为首的共进会与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在联合之前，就存在门户之见。武昌起义前夕，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了联合总部，一起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初期，即革命党人组成谋略处，与旧军人、立宪派抗衡的时期，两团体合作得较好。但在联合总部组成中，共进会占据明显优势。在湖北军政府建成时，掌握军政府实权的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张振武，均系共进会党人。文学社对此不满，一直存有戒心。文学社领导人之一詹大悲成立汉口军政分府，便在蒋翊武的积极支持下，大量安插文学社社员。在文学社社员心目中，只有汉口军政分府才可赖以维持革命系统。他们往往不受武昌政府的指挥，而自行其是，想在汉口另树一帜，以待将来改组湖北军政府。孙武等共进会成员也对汉口军政分府心存疑忌，有人曾献计要取消汉口军政分府，以免所谓“尾大不掉”。
湖北军务部长孙武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一面打击文学社党人，一面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势力相勾结，拥黎以自重。而黎元洪也需要寻找党人首领作为代理人，于是，孙武与黎元洪的勾结日益加紧。
黄兴来武汉督师，孙武因忌妒黄兴的威信，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军官势力更加紧密勾结，与黄兴对立；蒋翊武等文学社党人则拥戴黄兴。恰值黄兴、宋教仁、胡瑛等同盟会领导人和蒋翊武、杨王鹏、宋锡全等文学社党人均为湖南人，而孙武、黎元洪等均为湖北人条件①相对于根据，指制约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外部诸，便形成了以黄兴为首的在鄂同盟会党人与将翊武为首的文学社党人为一方，同以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党人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势力为另一方的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
1911年10月29日，詹大悲看到汉口不守，同文学社员温楚珩、何海鸣等人乘轮离鄂，去安庆，得到安徽革命党人的支援。对于詹之弃职东下，黎元洪宣称为军法不容，孙武说是拆革命的台。詹等如果回武昌，则有被黎元洪、孙武加之“失陷汉口”的罪名而杀害的危险。
汉口失陷前夕，受文学社拥戴的胡瑛，虽然担任了军政府外交部长，但仍不满足个人权欲，利用文学社的不满情绪，挑唆驻汉阳的民军协统宋锡全于11月1日晚，自汉阳率兵撤往湖南，造成汉阳防守空虚。湖北军政府闻讯后，即电湖南都督将宋锡全就地正法，首级解武昌悬城示众3日。与宋同行的王宪章、胡玉珍等，经蒋翊武、蔡济民力保方获释。由于宋走时佯称奉黄兴之令，时人信以为真，故宋被杀又引起文学社不满。
汉阳失守，黄兴东下，蒋翊武任战时总司令。军务部根据第5协协统熊秉坤的报告称，第5协第10标标统、文学社员杨传连前在汉阳临战时，私卸武装欲逃教”、“绝对知识”，并把这些阶段说成是人类意识在历史中所，将杨的职务撤销。蒋闻讯大怒，函知军务部及熊秉坤，宣称欲撤熊协统之职以报之。孙武便以军务部长名义召开会议，第7协统领、与孙武关系密切的邓玉麟发言说：“今军事紧急，各军皆布列江岸战斗线内，而蒋代理总司令乃欲撤熊协统，殊属悖谬已极，将来军事必败于一人之手，安能久任此糊涂竖子耶！”于是，孙武等决计捧出谭人凤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方招讨使，将蒋翊武撤职。蒋被撤职，愤愤不平。其他文学社党人也对孙武等共进会领导人满腔恼怒。
孙武对与他意见相左的共进会负责人之一、军务副部长张振武也排挤打击，以致势成水火。由于孙武、蒋翊武、张振武3人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且都有一定的实力，3人又分别担任军务部长和副部长，时人称之为“鄂军三武”。随着南北议和达成协议，黎元洪日益倒向袁世凯，“三武”的政治态度也愈益分野：孙武组织民社，支持黎元洪，反对南京临时政府；蒋翊武则亲近黄兴，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张振武处于中间状态，但对湖北局势不满，声言要进行“二次革命”。
蒋翊武、张振武为了与孙武把持的《中华民国公报》抗衡，先后分别办起了《民心报》、《震旦民报》，各自抒发自己的政治意向，互相攻讦，在湖北军政府内形成了“三武鼎立”的局面。孙武因与吴兆麟争夺北伐第一军总司令，也发生了矛盾，总监刘公也对孙颇为不满。孙武树敌过多，除了政治原因外，他盛气凌人，飞扬跋扈，攘功怙权，无所不至，不但排斥和打击文学社党人，即对共进会同志也不大重视，所以同志们怨言极多。革命党人和军政府内的不满矛头，均指向孙武一人，驱孙几成普遍要求。
黎元洪就利用大家对孙武的不满情绪，从中挑拨。若有人对黎处理的事情不满时，他便说：“这是孙尧卿（孙武）的意思，是孙尧卿他们议妥了让我盖章的。”他既把责任推到了孙武身上，又挑拨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致使党人把对军政府的不满情绪均集中到孙武头上，反对孙武的情绪终于导致一场以“倒孙”为目标的事变。
倒孙事变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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