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胡汉民委任他为广东绥靖处经略，专门处理帮会、赌博械斗等事务；又委任陈炯明为广东警卫军总司令，责成所有各路军务处督办，总办、按抚使均归节制。陈炯明把全部军权都拿到手后，仍怨气满腹。
胡汉民身为都督，负责全省军政，但军队则不容胡汉民置喙。甚者，胡汉民计划组编1个营的都督府卫队，已经指定李海青为营长，但陈炯明坚不同意，卫队刚刚成立，就被迫解散了。
相反，陈炯明却倚恃军权，扩及政权。陈任广东总经略时，设经略处总揽军权，兼办清乡缉捕，又要求划赌盗会斗4项归军法惩治，得就地枪决人犯权。陈炯明权益大，杀戮益多。后经略处改为绥靖处，其权如故。陈炯明的权力已混入民政范围。
陈炯明与胡汉民处处作梗，打击胡汉民，而又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双方益成水火。胡汉民有一口诀：“救国必用粤，用粤必去陈。”同盟会广东支部易名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陈炯明在易名仪式上作即兴演说，他大声呼吁：“今日必须扩张党务，吸收人才，能达到开放主义，凡我党员，万勿分新旧畛域；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广东支部的负责人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征集新党员时，陈炯明竟然一反“扩张党务，吸收人才”的主张，以所谓“军人不党”为借口，严禁部下加入。在陈炯明看来，如果部下入党，身为国民党广东支部负责人的胡汉民，必然趁机插手陆军，从而削弱他的势力。
黎元洪提出“军民分治”的主张，遭到南方各革命都督的强烈抵制，胡汉民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军民合治”。陈炯明本应抛却个人权力之争，一致对付袁世凯，但是，他稍后便附和军民分治之说，并在行动上极力推行军民分治，企图使都督徒具虚名。袁世凯任命他为广东护军使，陈炯明也不推辞。这样陈炯明身兼数职，尤其是护军使职，同都督权限不清。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后，遂开府广州，设使署，仍自兼绥靖处督办，一时权倾都督。
袁世凯极力抬高陈炯明，推倒胡汉民，造成胡、陈水火局面，以便坐收渔利。陈炯明亦有倚靠袁世凯来压胡汉民的念头。袁世凯政府的秘书梁士诒是广东人，梁是袁的心腹，称“智囊”。他秉承袁世凯意旨，挑拨胡陈交恶，多次派巨绅江孔殷当说客，竭力劝说陈炯明拥护袁世凯。陈炯明亦派心腹与梁交往。在陈炯明的默许下，梁士诏的亲信李兼善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南园俱乐部”，专事贿诱粤军官，使拥陈叛胡。在李兼善的唆使下，《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华国报》、《平城报》等，遇事攻讦胡汉民，使胡处于十分困难境地。宋案发生后，梁士治以“亲寿”为名，回到广州，亲自出马部署倒胡。梁贿买了许多粤军将领。
袁世凯于北京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胡汉民派秘书金章去京，而陈炯明加派官银钱局总理、国民党员邹鲁偕行。袁世凯认为邹鲁与陈炯明同乡同学，又曾同事，一定是陈炯明的心腹，所以对邹鲁很重视。除一般性接见外，还特别约见一次。袁问邹：“以陈代胡如何？”
邹当即表示反对，并提议派陈炯明去库伦处理外蒙独立事件，好把陈炯明调离广东，从而平息胡、陈之争。袁世凯不仅不肯答应，而且加紧进行以陈代胡的阴谋活动。
胡汉民本身也有许多缺点，他不习军事，未能掌握军队，性情狭隘，又是秀才造反、书生从政，缺乏足以应付时艰的实际斗争经验，习于纸上谈兵。他同省议会的关系紧张，省议会指控他“厉行军政，蹂躏法政”，甚至派温雄飞等人为代表，去北京控诉胡汉民，商界、报界对胡汉民也是一片嘲讽和叱骂之声。胡汉民原靠孙中山、孙中山已下野。胡汉民处于穷于应付的地位。
胡汉民在艰难的处境下，仍紧跟孙中山，他积极筹划了广东的反袁斗争。1913年5月初，他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直斥“善后大借款”。他还多次提议扩编广东军队，以适应讨袁需要。在他主持下，广东制造局昼夜不停地赶造枪炮；大批粮食被购进广东，留充军粮之用。
宋案发生后，陈炯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袁世凯的态度保持令人费解的沉默。他和胡汉民一起参加省议会召开的秘密会议，胡汉民慷慨陈词，坚主讨袁，而独陈炯明一言不发。胡汉民禁不住问他：“公守口如瓶，外间必以公为否赞者，公宁忍坐视不相助为理耶？”
陈无以答。为了加强广东军事力量，以准备对付袁世凯的武力进攻，胡汉民多次提议，正式陆军再扩编1个师，以林震为师长。而陈炯明却不肯答应，议遂不行。广东的反袁运动，因而不能及时展开。胡汉民虽有心跟随孙中山，但手中无兵，亦无可奈何，只好一度暂主缓进。
胡汉民在犹豫一阵子后，还是坚持反袁。而陈炯明则不同，袁世凯尚不断赐给他恩典，而袁世凯又势焰方盛，因而态度犹豫，他说：“世凯虽怀不轨，但罪状未显，信用犹在，师出恐无名。”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武装讨袁的准备，给袁世凯重金收买粤军将领留下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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