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后，他顿易初行，不仅读书用功，与人交际亦温文有礼，显得少年老成。当他20岁时就一举考中了秀才。他受革命党人影响，于1900年同马育航等集资，在田心乡试办小农场，并在那里“时与有志之士互相研究兵学，以备用”。1904年海丰师范学堂创办伊始，陈炯明即考入该校，毕业后于1906年考入广东法政学堂。
陈炯明在法政学堂同在那里任教的朱执信、古应芬结成较深厚的师生情谊。陈炯明比朱执信大6岁，比古应芬小6岁，他们比较相契。朱执信称陈炯明“品学兼优，热心国事”，形容他“双目炯炯有光，热情好客，与人辄能一见如故，坦诚相谈”。陈炯明与同学邹鲁交往甚密。
陈炯明颇有反抗精神，1907年4月，他了解到惠州府知府陈召棠因握有就地正法之权，每遇盗警，即派兵围捕乡村，不问是非轻重，被捕者即尽杀之，甚至未满年岁之童子，亦不能免。他对此极为愤慨，乃毅然为首，联合惠州一批学子名流，向广东当局据实控告，函电交驰，颇有一番声势，终于迫使广东当局撤掉了陈召棠的职务。
陈炯明又和同学、同乡马育航、钟景棠等30余人宣誓缔盟，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县仓。他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个人影响，为他跻身政坛创造了条件。
1908年7月，陈炯明从法政学堂毕业，便登上了政坛。次年2月，广东成立咨议局筹办处，着手进行咨议员选举，陈当选为议员，又成了广东咨议局议员研究会成员，他在咨议局的活动颇为活跃。1909年11月，陈炯明、邱逢甲作为广东咨议局代表，到上海参加咨议局代表联合会议，决意加入同盟会。
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便积极投入策划武装起义的工作。他在香港设立了“乐群书报社”，作为策反的联络机关。1910年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清巡警查出陈炯明、邹鲁与起义有联系，因而把陈炯明、邹鲁等列入黑名单。陈、邹等成了清政府的缉拿对象，只好匿居香港。后来邱逢甲以社会名流身份出面作保，清朝广东地方政府才表示不予深究，陈炯明等闻讯，返回广州。
陈炯明、邹鲁回广州后积极参加咨议局禁赌案活动。赌商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企图诱使陈收回禁赌议案。但陈炯明不为所动，拒绝了赌商的贿赂。他和邹鲁、邱逢甲等人同倾向于反对禁赌的议员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将那些议员的名单送付报馆发表，一时社会舆论沸腾，全省震动。那些议员个个声名狼藉，只好灰溜溜地提出辞呈，粤督袁树勋也因此失去了官职。
陈炯明拒收贿金力砭时弊，私生活也极为严谨。他在禁赌案事件中，显示出较强的政治手腕。这样，他成功地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了“廉洁、正直、精干”的形象，从此名声大噪。
黄兴委托陈炯明、邹鲁创办《可报》，目的是进行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陈、邹为了遮人耳目，以咨议局机关报的名义于1911年3月20日创办了《可报》，以军队为主要宣传对象，每逢报纸出版，就派人尽快送到兵营，名义上对军人半价，实际上是免费赠送。《可报》在军队中流传较广，从而促进了军队中革命思想的传播。陈炯明还召集了100多人的敢死队队员，并在军队中进行了策反工作。
原来计划广州起义成功后，便兵分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北伐，直捣清王朝的首都北京。
谭人凤等人被派往长江流域联络各省的革命团体，组织当地的起义。谭人凤多年在两湖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熟悉那里的情况。他提醒黄兴：“南京举义的事，谋划很久了。湖南、湖北居中原中枢，如果夺得，可以震动全国，控制清廷；假若得不到两湖，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有大作为，希望你们加以注意，以收到响应的效果。”
在槟榔屿会议上曾决定组织500人的敢死队，但这个数目不敷应用，其后扩大到800人，分为10路，每路50至100人不等。这800人敢死队，作为“选锋”，以冲锋陷阵。从广东、福建、广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云南各省及南洋各地召集的“选锋”队员，到香港集中，这些队员大半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为了能在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40多个秘密机关。各个机关之间不发生关系，如果一个机关被敌人破获，就不会牵连别的机关。
从国外购进的军火，首先运到香港，然后通过不同路线偷运到广州。在广州和香港都开设了出卖假发的商店和染料店，子弹则密藏在假发内或装染料的锡罐里，从香港运往广州。枪械也夹杂在里面运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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