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抵金州門，縋而入，盡以營中虛實告城中曰：「營中令雙日盡解甲，明日又成功生日，諸將上壽，必置酒，若欲破敵，不出此日。營中地雷、伏弩、大砲、長槍，隨鹿角以密布，無隙可入，必從中而起，出不意，始可破之」』。次乃述郎廷佐集諸將定謀，其文曰：『郎廷佐集諸將謀曰：「成功營抱三門，中央神策門自明初塞之，近三百年，鑿之出兵，直搗中堅，彼自潰矣」』。終乃記清軍之攻與余新之敗，其文曰：『昧爽，穴神策門，去其土石。梁化鳳以所部五千人為前鋒，關尚賢導之，升屋踰垣，直入先鋒余新營。新兵不及甲而戰，舉火焚營，火器迸發，傷一二百人。化鳳兵大呼奮擊，營中大亂，生擒余新，蕭拱辰泅水而逃，全軍覆沒』。據此片段之記述，已足見兩書作者敘事能力之高低，又不僅詳略之別也。
餘如癸卯（康熙二年）十月、十一月，清軍並荷蘭夷船與鄭經舟師在金門、廈門之戰役；甲辰（康熙三年）二月，清福寧總兵吳萬福及靖南王耿繼茂先後報稱擊破阮春雷、張煌言於長腰、東蚶等島，七月張煌言被逮，九月就義；以及戊午，已未（康熙十七、八年）之際，沿海遷界之事；或為「志」有而「錄」無，或為「志」詳而「錄」略。
考阮旻錫亦生於天啟後期，享壽八十餘，卒年應在康熙四、五十年之間。是兩書作者皆為同時人，而成書之先後不可知。今兩書文字既多相同，則究係「靖海志」以「見聞錄」為籃本而加以增訂歟？抑係「見聞錄」以「靖海志」為藍本而加以刪削歟？
按阮氏為成功故吏，故其書稱成功曰「賜姓」，稱其子經曰「世藩」。「靖海志」之作者係以清人之語氣作史，故稱清朝曰「大清」、曰「我朝」，稱清軍曰「大兵」、曰「我兵」。兩書立場，顯然有別。然「志」於壬寅（康熙元年）三月條下記陳豹之事曰：『豹短小精悍，號「三尺陳」，守南澳近二十年，許龍、蘇利皆畏之，但驕傲專恣，數違藩令』；與「錄」全同。以阮氏稱鄭成功之令曰「藩令」，理所當然；「靖海志」作者既以清人之立場作史，焉能稱成功之令為「藩令」乎？因知「見聞錄」原出阮氏手筆，「靖海志」錄之而改語氣。如「錄」作「賜姓」，「志」則改為「成功」；「錄」作「世藩」，「志」則改為「鄭經」；「錄」作「時賜姓謀舉義」，「志」則改為「時成功往南澳募兵」；「錄」作「提塘黃文自行在來，報稱有旨詔成功入援」，「志」則改為「提塘黃文自廣至，報請成功入援」；「錄」作「賜姓以舟師進取南都」，「志」則改為「成功入寇長江」。然獨於書陳豹一段文字中忘將「數違藩令」改為「數違成功之令」，遂貽吾人以可辨之機也（「靖海志」於順治八年即永曆五年辛卯正月記施琅對成功之言曰：『勤王、臣子職分，但琅昨夜一夢，似大不祥，乞藩主思之』。此為直接記載施琅之語，故「勤王」、「藩主」不必改易，與「數違藩令」之出於作者口吻不同）。
又按「從征實錄」記辛卯春成功第一次南下勤王之經過，『正月初四日至南澳；二十七日自南澳開駕；二月至白沙湖；二十五日卯時開駕，遇颶風，幾覆正副坐船；三月初十日至大星所，先令協將萬禮截殺惠州援兵，繼於十五日攻打所城，一鼓下之』。下文接敘中左所為清師襲破云：『是月（當是三月），福省偽撫張學聖令泉虜馬得光（功）、漳虜王邦俊合師寇中左。……十四日，虜過中左，前衝鎮阮引、後衝鎮何德等水師不敵，而芝莞亦遁。太夫人同世藩棄其輜重，只攜祖宗神主登舟。……二十二日，定國公遣鄭德同周全斌到大星，報稱三月十四日偽部院張學聖令泉虜馬得光（功）、漳虜將王邦俊襲破中左』。「見聞錄」記成功南下勤王云：『辛卯正月，成功至南海（澳），以蘇茂為左先鋒代施琅。至白沙河，颶風大作。至天（大）星所，殺退思訓（惠州）援兵，攻其城下之』。文中既未記明二月至白沙河、三月至大星所，則此諸事當在正月。下文接敘清師攻陷廈門及前大學士曾櫻殉節，似此二事亦在正月。且下文又云：『三月初一日，清撫院張學聖同興泉道黃澍渡海，見島嶼孤懸，波濤環繞，驚為絕地，即先引回；令知縣張效齡安撫居民。初四日，馬得功行牌於各鄉居民，意欲據守』。尤足證廈門之陷在三月初一日以前。此皆與「從征實錄」不相符合。「靖海志」記成功出師勤王，謂正月至南澳；二月至白沙河，遇颶風；三月至大星所，殺退惠州援兵，攻城下之。下文接敘清兵陷廈門與會櫻殉節，足見二事皆在三月。此與「從征實錄」相合，不似「見聞錄」所記時日之模糊。然「志」於敘此二事後，亦接述三月初一日之事，其文與上引「見聞錄」之文全同。是「靖海志」究以廈門之陷與曾公之死在三月，抑在三月初一日以前？何以前後文自相矛盾？推原其故，則又由於「靖海志」以「見聞錄」為藍本而正其謬誤，但又未能盡正其謬，遂致自相矛盾也。
又按兩書所載月日、人名、地名，頗多參差；若以「從征實錄」校之，則「志」所載者十九與「實錄」合（參閱兩書合校記），尤足證「見聞錄」之作在前而「靖海志」則就「見聞錄」加以增訂而成者也。
綜上所述，似可判定兩書之先後矣，然仍有可疑之點在。蓋「見聞錄」敘壬戌、癸亥（康熙二十一、二年）施琅征臺之事，皆稱琅曰「施將軍」，作者口吻頗與前文不相類。尤可異者，是書於癸亥六月條下記施琅率『諸將進攻澎湖，劉國軒禦之；（清）提標藍理等深入鏖戰，海船齊出，已合圍，施將軍恐有失，急以坐駕衝入，內外合攻，敵小卻，將軍遂同七船隨流而出』。此所謂「敵」者，乃指海兵而言。此段文字亦與「靖海志」大致相同。「志」稱海兵曰「敵」不足異；原為成功故吏之阮氏而稱海兵曰「敵」，則大可異矣！豈「靖海志」之作在先而阮氏刪削其文以為「見聞錄」歟？
按黃典權君所作鄭成功史料專刊序：阮氏自甲辰（康熙三年）金、廈淪陷後即離開鄭氏抗清陣營，故其「見聞錄」於嗣後臺灣事之記載頗多缺略。又據周凱「廈門志」引阮氏「擊築集」自序，知其丙午（康熙五年）入都、丁未（六年）返閩，旋又入都，戊申（七年）復自燕走豫；蓋阮氏於脫離鄭氏之後，大都放浪江湖，倘佯山水間也。且據陳俞侯所作阮氏「夕陽寮集」序文，知其與施琅有舊誼。故黃君以為「見聞錄」記清師攻臺之資料，即得之於施琅，故其口吻前後未能一致。果爾，則阮氏作史，殆又不免自亂其例矣！
「見聞錄」在清代並未刊行。民初，商務印書館始自金山錢選之假得抄本，錄副付印，列為「痛史」第十四種。「臺灣文獻叢刊」中之「海上見聞錄」即據「痛史」本標點排印。惟其書訛誤頗多，當時以無別本可校，只得姑仍其舊。茲幸獲見中央圖書館所藏「靖海志」抄本，並承慨假錄副，標點印行。因此書與「見聞錄」之文字多同，故作「合校記」附於本書之後，以正前刊「見聞錄」之失。又「靖海志」抄本末頁殘缺數行，即以「見聞錄」之文補之。
「靖海志」首數頁之文字多與「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六「鄭芝龍受撫」一篇相同又俞正變「癸已類藁」中有記荷蘭人據臺灣事一則，黃宗羲「行朝錄」中有記周鶴芝、馮京第、阮美等先後通倭事一則，並列為本書附錄，以便參閱。（百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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