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经世之学和新的战略性建议
十九世纪出现了对于“经世致用”重新感兴趣的现象。这种思想学派强调社会实践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义的理想。一方面，它反对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辨，认为它“空”；另一方面，它轻视考据学的做法，认为它迂腐而无用。这个学派在十七世纪曾一度繁荣，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镇压文人阶级的政策，到十八世纪被经院学派所取代了。［1］
经世学派在十九世纪的重新抬头，有今文经学派的复苏可资证明；今文经学派强调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实际地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安宁与繁荣的道义责任感。这一思想复兴中的一个重要学者是江苏武进的庄存与（1719—1788年）。通过从他学习经书的外孙刘逢禄（1776—1829年），经世学派得到了势头，因为刘逢禄对十九世纪初期一批年轻学者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批年轻学者包括多产作家龚自珍和包世臣、边界问题专家姚莹和萧令裕。这批人中还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则徐和黄爵滋，以及后来主要作为关心中西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的改革家而闻名的魏源和冯桂芬。这批人中，魏源和龚自珍同刘逢禄的关系特别密切。
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叙言中，魏源阐明了经世派的两个基本态度：强调现在和强调致用的重要性。这时候中国的迫切问题是什么？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经世派学者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政局问题，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是清朝的逐渐衰落造成的，而具体地说是由于白莲教叛乱而引起的（见上卷第三章）。这些问题涉及镇压叛乱的方法和漕运与盐税的全面改革。当叛乱接近尾声时，经世派学者日益注意边疆问题，特别是亚洲腹地的边疆问题。这方面的恰当例子是魏源（1794—1857年），他在二十几岁时就开始对边疆问题感兴趣了。1830年，他计划与杨芳将军亲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他为错过这次机会而遗恨终生。但是，他继续研究北方边疆，至少完成了八部研究著作。［2］ 另外一些经世派学者继续进行这种研究，如五十年代的张穆与何秋涛，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曾纪泽与张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确实常常令人忧虑。十六世纪中-日海盗船只在沿海一带的骚扰以及十七世纪台湾国姓爷的武力威胁，都是使人烦恼的，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最为关心的却是亚洲腹地边疆上的事务。但是，随着西方从东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国经世派注意的焦点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亚洲腹地转移到了“夷人”挟其新技术而来的沿海一带。
经世派作者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断言，英国不久将从沿海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但是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仍然前后矛盾；后来他写道，解除人民疾苦比海防重要得多。早期关于海防的著作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广东沿海一带。鸦片战争中战死的关天培在1836年前后汇编了《筹海初集》，鸦片战争以后，梁廷枬、俞昌会和李福祥也完成了类似的著作。［3］
某些经世派士大夫最关心的问题是了解擅长海事的西方。但是，如何了解呢？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看来，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翻译。他1839年在广州时，曾命令翻译广州、澳门、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国报纸。后来魏源建议设立一个官办译局。郭嵩焘1859年的奏疏建议创办一所教授外语的官办学堂。［4］ （五十年代沿海一带一些重实效的官员如何桂清、劳崇光和薛焕都采取这种态度。）除报纸外，西方的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况的资料都在收集之列。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主持下，翻译了瓦特的国际法的某些章节。后来，梁廷枬写了《合众国说》，书中高度赞扬美国的政治制度。这些著作虽然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影响最大的则要算世界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地理学的兴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获得有关那个未知的西方世界的知识，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取得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迫切需要，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增进中国本身知识与才智的运动。换言之，这个时期的部分中国官吏与文人，在与西欧一个蛮夷之邦战争之后，迫切地想了解敌人和要知道欧洲处于什么位置上。需要寻求正确的答案。在这种压力下，出现了研究世界地理的兴趣的浪潮。
中国地理书籍和历史著作中关于欧洲的资料是极为贫乏的。就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的资料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早期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书籍完全是天主教传教士写的，而在这些著作中，甚至只有三部书附有插图。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作者出版了三部相当可靠的参考著作：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1730年版），王大海的《海岛逸志》（1760年版），谢清高的《海录》（1820年版）。林则徐为了了解英国情况，曾查阅过《海录》。［5］
1840年以后，中国文人学者逐渐开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问题，到1861年，已写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著作。［6］ 钦差大臣林则徐支持这种研究事项。在他的赞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节于1841年被译成中文，书名《四洲志》。魏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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