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承认“变局”
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黄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不过最通常的术语是“变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在六十年代，郑观应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为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这个术语。
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觉察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1］ 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士绅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从1861至1900年至少有四十三个人评论了这种巨大变化的意义。最早的一个人是多产作家王韬，他在1864年对于西人之杂处中国感到惊讶。前广东巡抚黄恩彤在1865年认识到，中国已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化。丁日昌在1867年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变化。李鸿章在1872年声称，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光绪在位时期，曾纪泽称这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为亘古未有的奇变。［2］ 实际上，这种变化太大，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确实，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
1862年李鸿章致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这种情况是不可变更的。两年以后王韬以同样语气写道：“现在，外国人从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向中国聚集。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变局。”他后来断言，这种变局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为一大同族体而后已。曾纪泽在出使欧洲以前，在七十年代初期对于西方船舶云集于中国这一事实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印象。薛福成对于世界上所有海运国家由于其轮船的往来而终于互为邻国这一事实，同样感到惊讶。［3］ 其他有远见的文人，包括夏燮、瑞麟和郭嵩焘，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也无不作出了类似的评论。
根据这些思想开朗的人士的说法，西方的到来招致了各方面的大变。首先，新局势给中国带来了外交问题。改良派冯桂芬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经恰当地指出，虽然中国不久将把国内叛乱镇压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国呆下去的西方人赶走。所以，正如夏燮和黄恩彤在六十年代中期坚决主张的那样，与来自远方的人们保持和平是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中国在随后几十年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关系，这促使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认为，在中国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长历史中，它不过刚进入一个新时代。［4］
新形势的特点也表现在西方军事的优势上。不祥的外国威胁使得中国猝不及防，这不仅因为威胁的来路与往昔不同，而且也因为它有其无可争辩的军事力量。高级官员杨昌濬在1874年指出：“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李鸿章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军事威力表现在其破坏性的大炮上，大炮可以摧毁中国最强大的阵地，使得沿海和内地的要塞都无法防御。此外，轮船和电讯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设施也助长了这种军事优势。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西方是中国数千年来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5］
按照许多人的说法，变化的实质在于这一事实：西方不是游牧国家，而是海上强国。1874年李鸿章奏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在长城〕。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统领周盛传所持观点与李鸿章完全相同。［6］
一些有识见的官吏常常把这种变局归因于政治帝国主义。1865年黄恩彤写道：“迨英吉利互市开关，粗就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洵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动也。”［7］ 许多人认为，往后局势会越来越坏。恭亲王和李鸿章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国人不仅活跃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闯入京师。李鸿章说，这些西方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外一些高级官员如杨昌濬和王文韶也所见略同。［8］
随着十九世纪时光的流逝，政治帝国主义变本加厉起来。邹诚敏锐地发现，列强的包围是从未有过的变化。据他说，中国在唐宋时代只须专注西北边界，在明代只须特别重视东北边界。但是到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发现自己处于四面八方备受外敌入侵的境地。丁日昌具有同样的紧迫感。他在1874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完全被外敌包围了。法国以安南为基地，威胁广西、云南和贵州；英国在夷印度为殖民地以后，威胁四川和云南。俄国赫然耸立于北方，威胁新疆、甘肃、陕西和满洲。东南沿海七省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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