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西方的某些观点是不大合理、不大有建设性和不大令人愉快的。这些观点常常是好战的，情绪激烈，偶尔还是排外的。这种思想上反西方的不合理态度，主要归因于士大夫在理智和感情上对中国文化传统抱有深信不疑的态度，虽然正是西方帝国主义促成了这种态度。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种认识（尽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现的），即中国是一个应予珍爱的实体——这种认识与其说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见的，不如说是理性的和民族主义的。
排外主义的兴起
虽然排外主义在中国与外界关系的早期历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西方压力加强的1860年以后它才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重要力量。排外主义的范围广泛。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国人，但不反对模仿西方，为的是进行反击。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任何外国事物，不论是基督教也好，或是现代技术也好。
对西方技术的抵制
因为反洋教运动在其他篇幅中讨论过（见上卷第十一章），我们在这里主要谈谈反对引进西方技术的问题。这种反对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原因是认为中国毋须模仿西方。首先，排外的文人学士认为西方的技艺实际上华而不实，对于中国没有必要，因为要成为一个强国，民心比武器更为重要。大学士倭仁断言，夷人害怕中国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舰，而是它的民心。模仿西方并无益于战胜敌人，反而会降低民众支持政府的热情。他问道，如果一个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长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议，基本方案应该是振兴民众志气，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术。他坚决认为，历史明确表明，技术不能使一个积弱的国家强盛起来。［1］
某些官僚学者特别相信，中国的海防无须得到西式武器。刘锡鸿举俄国和美国为例。美国之战胜英国，并不是得益于海军，而俄国仅仅拥有一支象征性的海军，却成功地向英国的霸权挑战。另一些评论家更加关注的是中国的所谓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表示，军事技术之取得常常要以牺牲文化和良好的吏治为代价。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指出中国北边诸蛮族虽有强大骑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无力组成一个国家。［2］
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则强调儒家的道德原则，所以是坚定的反功利主义者。他们顽固地主张，中国应该特别重视儒家礼、义、廉、耻的古训。实际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他们继续说，如果鼓励儒学之士向夷人学习，他们就会寡廉鲜耻。归根到底，这些向往夷人的文人，由于不知廉耻和无爱国心，对中国将没有用处，不管他们多么精通西法。［3］ 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响深而且远。相反，他们认为功利之见是皮相之谈和鼠目寸光。因此，看到光绪皇帝的师傅之一翁同龢经常向这位年轻的国君讲论义利之别的意义，这就不足为怪了。义利之别一讲，就使得七十和八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反对各种自强计划，特别在1889年反对铺设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的计划。［4］
保守派提出了为什么中国不需要从事洋务的另外一些原因。他们坚持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学习。他们问道，为什么在十九世纪中国就必须模仿西方才能富强呢？此外，他们还断言，即令中国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学习。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这方面最优秀的专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国内部寻找这样的人才。［5］
在某些士大夫看来，西方的好东西对中国不一定有用，因为每个社会的条件不同，价值各异。人口悬殊便是这样一个差别。西方由于人口少而造成劳动力的短缺，故需要机器。把机器引进人口过剩的中国，只会加重失业。另一个例子是铁路。建筑铁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该国的军事力量如何。西方因为强盛，故能够利用铁路迅速进行运输。中国因为在战时不能保卫自己的铁路，反而会因有铁路而吃苦头，因为敌人会利用铁路，以便于他们在中国调动军队。［6］
排外的绅士进一步争辩说，中国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学习，即使它需要进行这种学习也不行。例如，军事知识对一个国家太重要了，故不能与其他国家分享。大学士倭仁在1867年的奏折中说道，夷人终是狡诈之徒，绝对不能相信他们会真心实意把军事技术教给中国。由于同样的原因，西方也不会把它最好的武器卖给中国。著名学者俞樾和曾经入过李鸿章幕的王炳燮也有同样的见解。他们坚决认为，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东西都是过时的和陈旧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自取败亡。另一位学者李元度写道，只有决心才能制服狡诈，只有果断才能挫败阴谋；但是决不能指望学生以计谋胜过先生。［7］
某些保守派大胆地断言，现代技术没有用处。著名湖南学者王闿运写道，蒸汽动力的军舰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断煤的供应，军舰也就无用了。此外，它们在内河不大灵活，在陆战中完全无用。同样，火炮必须轻巧和机动才能有用。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难于移动。他们说，在昌明盛世，中国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这些无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