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
到1868年捻军之战结束时为止，一种新的军队已经作为捍卫清朝安全的主要屏障而出现。这种军队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为地方军，在当时则通称为勇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全帝国的这种军队统逾三十万人。其中包括曾国藩所建立的湘军的余部，重新恢复活动的左宗棠所部楚军，以及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军。还有一些性质相同的较小的部队，如豫军、东军、滇军和川军。［1］ 比起其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的总的特色就是它们使用更多的西方武器，因此维持它们的费用也更大。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们出于军事目的而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派集团的感情。勇营的优点和缺点都表现在它们的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紧密的个人联系方面。在这方面，它们确实不同于清帝国的传统军队，即八旗军和绿营军。
清代的八旗军原来由每单位三百人的佐领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禄和赐予田产。但是为了防范满族亲王和清朝官员拥兵自重，清帝在十八世纪初年便定下了这样的制度：佐领以上的八旗军高级将领每隔三至五年须在各驻地之间调防。［2］ 十九世纪中叶总数约六十万人的绿营兵则作为保安部队编成小分队派驻各地，或是作为省一级文武长官所统率的较大的标派驻各地。但是，这些标之大只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在陕甘这个军事战略要地的四万士兵被分编成十三个标，在北京以外的直隶省的一万二千名士兵分属于七个标。［3］ 虽然绿营兵的兵士是世袭的，但一到中级带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个部队呆三至五年，而且根据回避法又不准在本省任职。这就防止了官兵之间会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特别是防止了统领与地方小分队的下级军官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由几支绿营兵部队调集组成以执行特殊任务的特遣部队，往往不能很好地执行任务，因为“兵不习将，将亦彼此不和”。［4］
勇营的长处是官兵之间有紧密的个人联系。统领个人选择他统驭之下的各营的营官。每个营官带兵约五百五十名，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属下的哨官，哨官也可以挑选他所统率的什长。约十个人组成一个什，这十个人通常也由什长自己挑选。曾国藩于1868年曾极口称誉这种遍及全勇营的私人关系的制度，他写道：“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5］ 只要清帝对任命文武官员的大权（包括控制省一级的高级职位以及授予值得艳羡的绿营兵官衔和勇营的各级职务）仍牢牢在握，那么，清廷便仍然能够使这些新式军队在中国境内实现它的目标（见上卷第九章）。在一个武器、战术和辅助兵种不断进步的时代，这种其主要力量来自宗派集团效忠精神的武装部队，能应付中国的新的国外挑战吗？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北京批准了（甚至是倡导了）一系列训练计划，这些计划通常都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因为它们希望看到清朝能够强大到足以保卫通商口岸和贸易通道。但是，其收效却微乎其微。
清廷并不想放弃八旗军和绿营兵。虽然它们用处不大而又花费不小，但维持这两种部队似乎比改进勇营更重要。例如，对北京的八旗军就曾经做过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由西方武装起来的神机营是文祥等人1862年创立的，它由约五百名旗人训练，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过英国军官的使用现代化小型武器的训练（见上卷第九章）。神机营最初只有约三千名士兵，自慈禧太后之小叔醇亲王于1865年被任命为主管神机营的大臣以后，它就大加扩充。按照清帝的命令，从北京的八旗各部队抽出总数达三万人跟这支新式军队一起接受训练。对官兵的考绩权也从原来的统领手中移交给了醇亲王。［6］
但是，神机营没有进一步扩大队伍。醇亲王也没有充分利用机会来进行西式练兵。1865—1866年，他同意从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队约五百人的两队步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训练，但他拒绝了恭亲王的被保护人崇厚关于八旗骑兵也要接受西式训练的建议。他唯恐这些兵士会玩忽其所素习的技艺，所以只让很少的骑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训练。1869—1870年英国人的训练计划只有三位外国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胜军中服过役的薄朗统领）在实施，但这时已不得不终止下来。拥有三万人的神机营守卫着京师，［7］ 但在1870年当紧接天津教案之后对法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勇营中的二万五千人不得不被调集来加强直隶的防御。李鸿章的部队奉命驻守在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中间一段，远至诸如杨村和河西务等城镇。［8］ 北京的安全现在只能指望汉人的忠诚了。
在清帝国的其他地方，八旗戍军虽已声威大逊于往昔，但政府仍替它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但是显而易见，满人的力量已无恢复之望。在广州，清帝国官员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别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训练清军使用现代武器。从1863年开始，用广东省当局购买的装备，有三百六十名八旗军由英国人进行训练，三百名八旗军由法国人训练。在满族军官的统一安排下，还有五百三十一名地方绿营兵接受英国人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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