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统一的。产生最深刻分歧的问题——即应向西方学习多少以抗拒西方的问题——并未使一些人产生推翻传统制度的认真打算，甚至没有产生这种倾向。人们普遍设想，学习国外技术是为了保卫中国文化。这一共同的想法绰绰有余地弥缝了所有的不同意见。
在九十年代的中叶，这种共同的意见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声打开了缺口。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一个小组织成立了起来，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为职志。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虽然遭到失败，却标志着武装革命的开始。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从传统阵营内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汇合到革命运动中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许多维新之士相信：自强运动已告失败，需要进行更加深远的努力。1898年的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有一翼变得更加激进，而且自此以后，主要在梁启超领导下，它摇摆于革命和改良之间。
共和派革命分子与激进维新派这两个集团都在海外留学生中间寻找支持。从1902到1905年，留学生人数增至约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敌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国革命者中间构成人数最多、喊声最高和行动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这二者都不是组织完善的，或紧密结合的集团，但它们共同地都希望唤起和保卫中华民族，使它富强，即令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牺牲传统的文明也在所不惜。偶尔他们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时间他们却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时清政府却保持着政治主动权。因此，革命运动在它的头十年只是一棵幼苗，对事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孙中山与兴中会，1894—1903年
孙中山是创建中国最早一个公开以革命为宗旨的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他1866年生于澳门附近的广东香山县，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的华侨中间和西洋学堂中度过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海外环境给了他决定性的影响。相比之下，他在乡下的儿童时代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较小。他是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国人：说英语；信基督教；得了医学学位；他生平多半或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边缘区——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国的中国人边缘区——如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孙中山自十三岁到四十五岁期间只有约四年是在中国。在他最亲密的伙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国人士。孙中山很早就赞羡西方和日本，特别赞羡它们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们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以及洋溢在它们社会之中的干劲和活动意识。
基于他与外国生活的接触和对十九世纪中国维新派思想的了解，孙中山起草了一个改革的建议，企图在1894年给李鸿章上书。建议书的内容只不过是当时的老生常谈。他强调需要发展西式教育，促进商业，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要想法使科学技术用到农业上去。孙中山这时所写的内容大多是中国改良派三十年或三十多年来所说的东西，并无一项可以称得上有革命性。但它令人感兴趣的是：首先，孙中山1894年年中的这一温和的常人之见不久就变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认为那位在中国最当权的官员应该亲自倾听一下一个刚毕业两年的青年医生的呼声。对孙中山思想的急剧转变尚未见有清晰的解释，但他试图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层去，这表明不管他的思想多么温和，他无意在行动上也温良恭俭让。当一次诉诸极峰当局的努力宣告失败，孙中山就下定决心再搞一次。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剧转变有什么原因，这一事件表明他意识到了他个人的使命，而这正是他整个一生的特点。
孙中山未能使李鸿章听一听他的陈述，经过这一挫折之后他决定返回檀香山。他在那里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两个月以后，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纠集几位旧友和老相识建立了兴中会分会。这个分会代表着孙中山和杨衢云之间的联盟；杨衢云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至比孙中山更洋化，此时是香港分会名义上的会长。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证明兴中会从一开始就马上公开宣布以反对清王朝和拥护共和为己任；但是有力的材料证明，孙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几个入会者中的至少几位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1］ 可是，这个组织的章程当时只是强调了外国对中国的威胁，以及清廷的软弱腐败使它不能抵御帝国主义。这一爱国主义的呼声至少在未来的九、十年内一直是他们革命观点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这两个组织又小又弱。经费不足常使它们大伤脑筋。原来的会员总计不过几十或百把个人，从未超过几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会员都是广州地区的人，而且几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国本部以外的地方，他们与四亿同胞的联系差不多只限于亲属关系和跟秘密会社的一些松散联系。它们的组织松弛，彼此之间也只是偶有联系。它们不是训练有素和组织完善的精英集团，并不象我们在现代革命中所见到的那样。但他们是中国政治中的新元素。会员几乎都是穷苦而未受过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数是商人，约四分之一是劳工。那少数几位有影响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过现代教育。有几个人（包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