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兴的运动。除了经常发生的、有时还是规模巨大的排外示威之外，还有许多从事形形色色改革的组织，其中有些组织从纯粹地方性的活动发展成为省一级的、甚至全国规模的运动。这些运动包括从禁赌、禁烟、禁缠足运动等常见的改革计划，到组织学联、劳工联合、铁路建设和公共工程等。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有从未在公共生活中一显身手的人们——特别是妇女、青年和商人——开始参加。1905—1908年革命运动领袖们的观点几乎没有涉及这些可能的支持者所关心的事情。革命领袖们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想法同排外的示威者和社会改革者的行动相去甚远：后两种人的喊声越来越高，要求清廷应该快些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指责清廷的改良办法主要是为了加强满人政府的骗术时，他们才能与群众的抗议活动取得了有效的联系。一方面是革命党人扬言要致力于民族主义、民主与社会福利，一方面是公众越来越要求国家的尊严、自治和社会改革，但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可能的结合并未得到加强。没有建立任何组织纽带。如果说有什么联系，那只是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已经同意了的观点上的联系。梁启超及其《民报》上的反对者所争辩的东西，同广州自治商会和南昌自治协会这些活跃的组织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同盟会会员自己办的地方团体，例如江西省的九江读书会和赣州学社，也把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拉在一起进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对江西省的革命运动加以研究之后发现，这两派在东京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它们的分歧在江西就不明显了。［12］
在中国，那些积极推动实实在在的变革和那些不这样做的人之间的分歧，却是更为重要的。在推动变革方面，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做了同样的贡献。他们的辩论在上层知识界中传布了新观念和发展了一套新语汇。观点集中在国家的团结统一问题上，公民权、平等、权利、代议制、国有化和公共舆论等等概念丰富了语言词汇。这些词的意思和含义还需要充分地加以界说和消化，但在1911年以前的十年间它们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1905—1908年的大辩论差不多使所有传统观点和思想家受到冷落（只有几个除外），使整个一代新知识分子显露了头角。他们的著作满足了对急剧变革的日益增长的要求。1910年以后，当清廷终于证明它无力满足这种要求时，革命和共和制思想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
革命策略和秘密会社
同盟会几乎没有改变1905年以前已经失败的策略。它依然深深地依靠秘密会社来补充其兵员，并且希望在象广东那样的单独一个省发动武装起义，以推动全国的革命。
军事胜利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建立共和国的三个阶段。随着每个县在清统治下被解放出来，将实施军事管制法。最多在三年之内，贪污、不公正、行政不当以及象缠足等有害的旧风俗的“积弊”都要被消灭。随后将废除军事管制法，并在每个地方实施临时宪法。在以后六年实施这些临时宪法的时期，地方自治的权力将转给每个县的人民，而军政府则仍管理全国的政务。最后一步是实施全国宪法和进行全国选举，最后，军事管制法将被取消，由宪法产生的共和政府将治理国家。
学者们颂扬孙中山树立了“中国近代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其内容是由一个临时政府实施训政，以训练政治上麻木的中国人民，使之最后参加立宪民主政制”。［13］ 但是，如果说孙中山创立了训政的思想，其他许多人则接受了这个思想的基本前提。梁启超也坚持，中国人民还没有作好治理自己的准备。他号召应有一个在清朝监管下的“开明的专制主义”的过渡时期。本质的区别并不是训政的观念，而是究竟由谁来充当训政者。孙中山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临时政府的思想。没有人能说清楚民主制导师的资格是什么，也不能说清楚如何去取得这种资格。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为他们最有条件在中国走向民主制的过渡期中进行管理。孙中山主张迅速但有步骤地向立宪政府过渡，这个观念深为与梁启超打笔墨官司的同盟会会员所依赖。两个主要论战者汪精卫和胡汉民认为训政是对梁启超论点的答复，因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会导致由一个军事铁腕人物控制的独裁制。
孙中山的军事战略证明是难以执行的。同盟会没有自身的内地根据地，只能对国内事态作出反应而不能采取主动行动。它与行动的地方相隔太远，而且其内地的盟友在它对他们进行支援和补给之前，力量太弱，因而不能坚持战斗。如在1907年春季，在广东西南遭受政府沉重压力的农民造反者派两名代表到孙中山那里要求援助。经过助手的调查后，孙中山派黄兴和一个姓王的三合会领袖去监督这次行动。王某到9月初才组成一支农民和秘密会社成员的大队伍，并且安排它与两支叛军合作。王某很快夺取了一座重要城市，并继续前往攻打府城所在地，而黄兴在这时也已在设法打入府城的守军。但当黄兴的计谋未成时，他们内外协同攻击的企图失败了。王某随即离去，临时组织一次单独的行动，这次行动使他的兵力从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但战斗持续了几天后，他弹药告罄，不得不撤退。孙中山的总部因在离战斗现场二百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