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
与袁世凯的协议直到2月初才达成。按照习惯的说法，这次拖延应归因于袁世凯的背信弃义的阴谋。有人坚决认为，袁世凯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满洲人的命运，所以他只要接受革命派让他担任总统的提议就可定局，但他宁愿继续搞权术，直到他把总统的职务抬高到比隆于皇位时为止。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灵活的政治权术来操纵一切，以使满洲人丧失权力，并把革命派打入冷宫。可是这种意见又指出，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之举是把袁世凯当作背信者来打击的。因此袁世凯才勉强接受孙中山作出的保证，即一旦满洲人退位，孙中山将听从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凯在华北的地位远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样稳定。［11］ 他在朝廷有许多敌人，所以他必须非常谨慎地从事一切谈判，特别是那些涉及逊位的谈判。中国国内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是对他不利的。革命军在南方实力雄厚，在北方有潜在的支持，而袁世凯自己的部队则不完全可靠。他的地位之不稳定还归因于列强的意图捉摸不透。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可是，英国人宁愿选择随波逐流的路线。他们尊重袁世凯，乐于见他恢复职务，但他们对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拥有广泛的支持也印象很深。他们宁可要满人名义上统治的君主立宪制，但也不准备进行干预去促使它实现。同时，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国人的利益所在。虽然英国人没有直接干预，但很显然，如果他们要帮助什么人（哪怕是无意识的），那么帮助的对象就会是革命派。袁世凯本人后来抱怨说，英国的干预要对建立共和国的潮流负完全责任。虽然袁世凯可能夸大了英国的作用，但显然伦敦除了促使他担任民国的总统以外，没有另外帮助他什么，而他任总统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这条路线也是立宪派中的老朋友，象有影响的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凯所采取的。张謇在1911年11月终于采取了反清的立场。他当时对袁世凯说，君主立宪制适合于象日本那样的小国，不适合于象中国这样大而复杂的国家。
因此，袁世凯发现自己为时势所迫而设法与革命派妥协。一切迹象表明，他正是这样做的。他自己的文官顾问们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团不但由唐绍仪率领（此人公开赞成成立一个由袁世凯任总统的民国），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领袖汪精卫任代表团顾问。同时双方的军事代表还进行了非正式的和谈；12月20日，政治谈判小组和军事谈判小组分别拟出了协定。每个协定的要点都是要成立一个民国。北方代表团团长同意成立民国，只是说他必须把协定提交袁世凯和内阁最后批准，于是暂时休会。他随即向袁世凯建议应由资政院作出决定。袁世凯接受这一意见，经过朝廷的详细讨论后，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开资政院的诏令。有一位学者曾经指出，12月20日的协定“本质上与北方和南方最后一致公开同意的协议是一样的”。［12］ 那么，为什么又拖了两个月之久才作出妥协呢？
可能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比袁世凯更加拖延了这次解决。如果袁世凯的地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不稳定，如果列强追随英国也赞成成立民国，革命派到12月中可能已发现自己处于比预料中更加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当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美国旅行的孙中山从一份丹佛的报纸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担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出了英国是中国取得国际地位的关键，这不但是因为它的国力和在中国的利益，而且还因为它是日本的盟国。因此，伦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月末到达伦敦，一直逗留至11月21日。不知确切与否，他从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那里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国以赞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孙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孙中山回中国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贷款事项与伦敦商谈。孙中山自己的记述也指出，他对新政府取得英国援助的前景非常乐观。
当孙中山于12月21日到达香港时，他与其他同盟会领袖们讨论了策略。胡汉民坚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统治权，革命派此时的主要问题是打败袁世凯的军队。因此，孙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里会发现自己缺乏向袁世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是留在广州建设他的军队。但孙中山需要满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认为袁世凯可能有用。他还宁愿取政治解决，而不取军事解决。他急于要防止外来干涉，同时他还要使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权力的转移是和平的和明确无误的。孙中山还相信，他进行干预和行使个人领导的时机已经来临。他要利用袁世凯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汉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凯。他对胡汉民的这一席谈话似乎意味着，他打算向袁世凯挑战，以争取政治领导权。
根据孙中山以后的行动来看，这一说法有了说服力。他随即前往上海，在那里与革命领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反对那些赞成内阁议会制的人。孙中山认为，议会制不适合中国当前的非常情况，因为它将过分限制领袖的权力。“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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