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之法度。”［13］ 两天以后，孙中山让自己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共和派人士决定组织临时政府和选择一位总统不过是为了对袁世凯增加压力，这是完全可能的。但选举的时间选择在12月20日协定以后的九天和袁世凯取得朝廷同意召开资政院以后的一天，内中还有更多意义。总之，袁有一定的根据把孙中山12月29日的当选看成是“对诺言的一个背叛，也是使国家走向长期分裂的一种倾向”。［14］ 如果袁世凯有错误，他的错误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动，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组织政府，与外国列强联系，暂定国旗（最后决定需待民选议会作出），甚至在袁世凯的后院进行打击。
上面最后的一手需要再谈一下。有一些被打败的满族革命者已经聚集在山东，正准备进行反攻。孙中山赞扬这一行动，任命一个领袖（蓝天蔚）为满洲都督，并协助他装备一支力量可观的部队，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月末，蓝天蔚奉命北上在满洲重新展开斗争。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然后就处于僵持状态。当清朝在2月12日宣布退位时即行停火。［15］
所以孙中山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短暂时期中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共和派虽然继续坚持与袁世凯谈判，而且从未全力对他进行军事行动，但也不会甘心让自己上当受骗。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从一开始就需要袁世凯，如果他们后来确实情不自禁地去考验自己对付袁世凯的实力，他们也不容许把这种考验做得太过分。当袁世凯在快到1月底时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并在三个星期后满洲人终于退位时，共和派就满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这样合理地作出结论：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务，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有限为止。他们取得了过渡政府的领导权，进行了使袁世凯统治的国家和新共和国重新统一的谈判。他们试图谋求更大的权力，但暴露出他们缺少本钱。这时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在这一方面碰碰运气，即他们一直坚持创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许会使他们在政治事务中起一定的作用。在1912和1913年，他们凭借技能和勇气争取使民国能够运转。西式的民主制度马上证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软弱，难以负担革命派托付的重任。当袁世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和无情的总统打算颠覆民国时，民国的捍卫者除了战斗外别无其他选择。“二次革命”（这个时期是反袁）爆发于1913年。但它不费劲地被镇压了，从而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张书生、杨品泉译）
［1］ 陈志让：《袁世凯》，第82页。
［2］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7页。这一节还取材于张玉法的严谨的研究（见第581页注①）。关于社会精英参加革命主要是为了控制革命的论点，见汪荣祖：《江苏省的民众骚乱与辛亥革命》，载《近代中国》，卷3第3期（1977年7月）第321—344页。
［3］ 关于中部总会的章程、会员和宣言，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武昌首义》，第1册第2—11页。又见冯兆基：《同盟会华中局与武昌起义》，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杂志》，卷7第2期（1974年）第477—496页。
［4］ 这一事件与有关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第193—227页）中有非常详细的讨论。
［5］ 同上，第188页。
［6］ 同上，第208页。
［7］ 同上，第215—216页。
［8］ 《中国的宪法建议》，载《北华捷报》，1910年9月9日，第598页。《北华捷报》在7月15日至9月23日期间，分十一部分对满人的宪法作了详尽的研究。9月9日、16日和23日发表的最后三部分论述了地方-中央政府的关系和谘议局的问题。
［9］ 玛丽安·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100页。
［10］ 僚佐为蔡廷幹，他对革命派年岁甚轻的印象甚深，甚至超过了对他们的不妥协的共和主义的印象。在与他会晤的四十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龄最大，为48虚岁。见西里尔·珀尔：《马礼逊在北京》，第230—231页。
［11］ 见陈志让的《袁世凯》以及下面几篇文章。麦金农：《梁士诒和交通系》，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9第3期（1970年5月）第581—602页；《北洋军、袁世凯和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423页；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5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17页。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19—442页。
［12］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34页。
［13］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台北），第3册第428页。
［14］ 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第435页。
［15］ 论述这次事件的有关正昭（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华盛顿大学硕士论文，1968年），第106—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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