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
［16］ 关于这些数字各种不同来源的讨论，参见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88—298页。
［17］ 维新派的报纸在这个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尤其以《新民丛报》为突出，特别是奋翮生和蒋百里在1902年发表的文章更是如此。
［18］ 《教育杂志》，卷3第6，附录2。
［19］ 但有许多人并没有青史留名，他们的记述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辑第211—213、281—301页；第4辑第247—255页。又见陈旭麓和劳绍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页。
［20］ 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平》，第43—44页。
［21］ 1907年以后作过努力，但劳而无功。其时张之洞已死，袁世凯失宠，推行这项工作本应较为容易。见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4—281页。
［22］ 日本士官学校校友即形成一个十分团结的小团体。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第22—25页。
［23］ 他的传记参见费维恺：《盛宣怀与中国的官办企业》。
［24］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47第22—23页。
［25］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48—54页。
［26］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9—960、966—967页。
［27］ 这些数字出自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页，只包括“大”买办。1870到1900年的数字则包括现任买办和仍旧从事某些商业活动的前任买办。
［28］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105页。
［29］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7页。
［30］ 雷默：《外国在华投资》，第69页。
［31］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20—136页。
［32］ 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91—1095页上列举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买办有联系的行号，这些人在1878至1910年是这些行号的发起人或大投资者。
［3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8》，第2辑第104页。
［34］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4—956页。
［35］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8页。
［3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2、94页。
［37］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51页。
［38］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7—965页。
［39］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331—449页。
［40］ 佐佐木正哉：《营口商人之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I（1958年）第213—267页。
［41］ 例如叶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二十万两，1893年粤商创办了广济医院。
［42］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97第23—24页。
［43］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15—1118页。
［44］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页。作者估计以这种方式投资的中国资本总数超过四千万两。
［45］ 这对买办来说尤其如此，参见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72—173、221页。不过，在普通商人和官方的帮办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9—930页。
［46］ 关于王韬的传记，参见保罗·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严复的传记，见施瓦茨：《严复与西方》。
［47］ 参见杨懋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第296—315页。
［48］ 参见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此书叙述了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关于湖南的革命派，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页。
［49］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6、928、934—943页。
［50］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7页。
［51］ 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5篇第52、55、58页。
［52］ 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第二届年会论文选辑》，第258—280页。
［53］ 数字是根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篇第2—51页和第5篇第39、69页上所开列的名字计算的。
［54］ 刘鹗的自传体小说《老残游记》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此书有英译本。
［55］ 关于狭义地分析资产阶级，见贝尔热：《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54页。
［56］ 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第20页。
［57］ 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绍了曾、李两人的幕府。
［58］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26页。
［59］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94、154页。
［60］ 关于各种各样的宪政公会，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65—378页。关于各种联合会的组成和重叠情况，参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70—72、163—165页。
［61］ 关于教育会在这方面的情况，同上，第73—75、172—173页。
［62］ 其行动的政治特点参见张朋园：《立宪派》，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144—173页。
［63］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8—40、248—312页。
［64］ 关于湖南和湖北的详情，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105页。关于广东的情况，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55—171页。
［65］ 广州各商会的详情尤其引人注意。1899年广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以保护七十二行的共同利益。参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80—81、148—149页。
［66］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辑第198—270页。
［67］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辑第209页。
［68］ 比较著名的小说之一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1—1905年连载于上海的一家杂志上。
［69］ 例如，1896—1898年间张謇就曾遇到过种种麻烦，他建议开办纺织厂，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绅的坚决反对。参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33页。关于广东的反应，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页。
［70］ 齐赫文斯基：《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康有为》，第257—280页。
［71］ 1958年对天津地区的高龄老人所作的调查很有意义，见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59、263—264页。
［72］ 参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页。
［73］ 兰金：《浙江的革命运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47—348页。
［7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4—737页。
［75］ 特别参见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
［76］ 十九世纪之末有书院两千多处，学生近十五万人。1909年有中学七○二所，学生七万二千人；在当时书院已不复存在了。关于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相对减少问题，见巴斯蒂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3—85、222—224页）和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76页）。
［77］ 参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和民族革命》，载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185—226页。
［78］ 关于几个开放商埠的人口统计，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3—1174页。
［79］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
［80］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页。
［81］ 小学的费用涨了一倍，中学的费用则增加了三、四倍。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124、150、218、222、224页。
［82］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页。
［83］ H.E.金：《中国新订的教育制度》，第92—96页。
［84］ 在宣传妇女解放方面，中国妇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们创办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妇女编辑发行的日报。参见吉波伦：《秋瑾》，第233—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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