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在外交上开始实行现代化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年轻的赫德和供职于英国公使馆的代办威妥玛提出了“进步”的主张，并且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向外国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
1866年的斌椿外交使团
1865年11月6日，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备忘录，他着重说明了铁路、轮船、电报、矿业以及西方外交活动的种种好处。他机智地暗示，他的劝告如果得到采纳，中国将会变强，而如果不加理会，中国就要沦落到在国际上被奴役的地位。“旁观所论，并非恐吓之轻语。而外国日后必行之事，并非欲害中国。各国所欲，惟愿中国能守和睦。”赫德认为委派大臣驻扎外国，于中国“有大益处”，因为它可以使中国越过驻在北京的那些刚愎自用的外交官们，而和比较没有偏见的那些外国政府直接打交道。这一步骤将有助于中国的独立，有助于“使中国和西方建立起一种十分牢固的联系和使它能信心十足地从事革新事业，而不致有倒退之虞”。［1］ 恭亲王觉得赫德“于中外情况尚能留心体察”，但觉得他的主意“亦非急切能办之事”。②
继赫德备忘录之后，威妥玛于1866年也向总理衙门提交了题为《新义略论》的建议书，阐述兴办铁路、电报、矿业、办学、西法练兵以及派驻外交代表的好处。威妥玛告诫说，今日之外国人与昔日诸如匈奴等夷狄迥然不同，所以中国若不承认这一事实并按照西方的道路寻求进步，那末它的前途肯定多灾多难。特别是，在国外派驻外交代表会带来许多好处，因为相互交往可以使政府之间感情融洽，还能预防发生纠纷。“抑或适与某国因事较论，中华果为有理，其余各国必须帮同，若非用力相助，亦可用言解劝”。威妥玛敦劝中国在寻求指导时，不应向过去看，而要向将来看。［2］
由于这些推动，总理衙门决定于1866年派遣一个由正在休假的赫德为向导的、非正式的赴欧考察团。该团由斌椿率领；六十三岁的斌椿曾担任过知府，又是赫德的中文秘书。虽然斌椿被授予临时三品文官衔以提高考察团的身价，但恭亲王毫不含糊地表示，该团不是正式外交使团，而只是派往西方搜集情报的一个公费观光团体。由于是非官方的，它可以避免一些棘手的外交礼仪上的问题，同时也无需象正式使团那样花很多费用。该团遍游了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它的新颖面貌使它到处受到了有礼貌的欢迎。考察团回国以后不久，团员们详细记述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不幸的是，他们的观察主要以西方的社会风俗习惯、高楼大厦、煤气灯、电梯和机器为限；对于政治制度只是一笔带过。虽然如此，该考察团仍然体现了中国第一次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的努力，不过正式的公使馆必须等到1877年才予设置。
蒲安臣使团和阿礼国协定
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各国政府在北京执行一项“合作政策”之际，驻在条约口岸的外国商人和中国通们却日益喧嚣地要求执行一项更具有侵略性的政策，即开放中国全境以与西方通商，并通过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兴办矿业和其它现代企业来促进“进步”。他们的表现以及赫德和威妥玛的备忘录引起了总理衙门的恐慌，使它以为英国人在定于1868年进行的修约过程中就要提出新要求了。总理衙门焦灼地就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争端征询一些权势督抚们的看法。
著名的政治家、驻南京的总督曾国藩主张中国应当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外国人在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内地通航、在中国水域运盐以及建立货栈等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因为这些活动将有损于中国国民的生计。不过，矿业却是潜在的利源，中国在草创阶段可以利用外国的开采工具。他认为中国在得到适当人选和资金的时候，应在国外设立外交使团，但是他并不关心外交使团的活动内容，因为他认为，它们的活动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取决于所得经费的多少——的情况使它们相对地说既无用也无害。［3］ 当时和曾国藩保持联系的湖广总督李鸿章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李鸿章为了消除朝廷的忧虑，他指出修订条约与和平谈判有所不同：前者意味着相互讨论，而不是将一国的要求强加给另一国；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时也不会招致战争，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谈判失败就有战争的可能。因此，在快要进行的修订条约过程中可以心平气和地交换观点，而不会冒战争的风险。②
其实，总理衙门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伦敦当局并不赞成中国通们力图在中国仓促实现“进步”的做法。1867年8月，外交大臣斯丹立勋爵要驻北京的阿礼国公使确信：“我们决不要对中国人——无论是中国政府或是中国人民——抱这样的希望，以为他们会和我们用同样的眼光看待事物；……我们必须引导中国人，而不是迫使中国人采用优越的制度。”［4］
总理衙门在伦敦没有外交代表，因此对英国的政策一无所知，但是常识告诉他们仍须用以夷制夷的老一套办法。恭亲王和文祥邀请美国退休公使蒲安臣参加一个巡回外交使团去欧美劝说各国政府不要催迫中国加快西化速度。蒲安臣过去曾表示在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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