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天下愈乱，人才愈多，行出来的事迹也愈离奇。诸君不信，但看《三国志》同《战国策》这两部书便是先例。五花八门，处处引人入胜。盖中国自上古以来，帝王相传，唐虞以降，由传贤改为传子，由揖让变为征诛，都靠着武力取得天下。
所以每逢易姓受命之际，除了一部正史之外，都有几种野史稗官，纪载些琐细事迹，推波助澜，这也是不可少的。因为这野史乃是私家著述，倒还可以言论自由；不比那正史，受了层层的束缚裁制，言不由衷，反不如野史有些价值。到了年湮代远之后，都把正史束署高阁，全赖几部小说家言，脍炙人口。然而这种小说说来说去，无非侈谈些君臣遭际，铺张些富贵功名，千篇一律，换汤不换药，纵然笔墨再好些也做穷了。
独有这民国，开四千年未有的奇局，推翻帝制，改为民主，一切旧话全用不着。又在这过渡时代，无论在朝在野，一言一动，都是小说中极好的资料，好像乡下人初起进城，耳目一新，扭扭捏捏，做出许多丑态，供人喷饭，人人都要拿他来做个话柄。所以民国才及十年，而说部演义已是汗牛充栋，似乎算得描摩尽致，不必再费笔墨去形容他。然而古人说的著史贵有三长：曰才、曰学、曰识。做小说也是如此，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各人有各人的文字，所谓识大识小，理解既有不同，见智见仁，诣力又难强合。我辈既然生逢斯世，倘若被波谲云诡的事迹，听其风驰电掣的过去，未免可惜。只有把我目中所见的，耳中所闻的，脑筋中所记忆的，随手写了出来，等待后人之评论可也。
却说满清末造，革命风潮愈演愈烈，稍有些知识的，心目中都抱了种族的观念。自从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之后，广东将军凤山、孚琦先后饮弹而亡。满族的运命已有不可终日之势，旁观的谁不替他岌岌可危？独有朝廷之上，一班秉钧持衡的大臣，却依然是文恬武嬉，朝欢暮乐，任凭庆亲王奕劻一个人总揽大权，卖官鬻爵，恣意妄为。再加上这班童騃亲贵，分踞要津，将海陆军大权一手把持，明明看着大厦将倾，他还说是癣疥之疾，终日歌舞升平，纵有舆论抨击，一概置之不问。
到了宣统三年，四川百姓为着争回铁路，民气非常激昂。
满廷别无他策，只晓得用兵力来压制，派了端方，带兵南下。
这时候的两湖总督又是满人瑞澄，到任之后，专与党人作对，特派侦缉队多人，四出搜寻，凡有稍涉革命嫌疑的，不问情由，严拿重办，以致无辜受害的不知凡几，从此民心更加愤激起来。
这天乃是辛亥年八月初九日，瑞澄因为前几天接到端方电报，请他解放保路会，速收路款，以定全局，先从鄂境办起，取销商办公司。正在忙碌的时候，忽从外面递进外交部密电，瑞澄以为有交涉事件发生，先吓了一跳。及至译出看时，大略谓各国公使照会到部，革命党潜伏长江一带，私运军火，约日在武昌起事。瑞澄吓得手足无措，忙令人去请统制张彪到院。
接连着又是英美两国领事送来照会，说是党人已定期十五、十六两日聚鄂起事，并约陆军第三十标步兵同时响应等语。瑞澄大惊，张彪一到，便将文电指给他看，问他计将安出。张彪道：“只有请大帅下令军警，严加防范，料党人也无甚能为。”瑞澄道：“如何防范法呢？”张彪道：“这也没什么为难，第一须多派侦探过江，其次便照临时戒严办法。”当下密商了许久，才告辞而去。连日便忙着调集特别巡警、右路巡防队、警务公所、消防队、第八镇工程营，守卫督署。
原来当日这种谣传，确非无因，实因革命党老同志孙君武等，见川路风潮闹得大了，以为有机可乘，躲在汉口俄租界，置备炸弹，运动军队，约定中秋夜月明起事。所用军旗，分为五种，暗中置备：一种白旗，用白布制成，并无文字；一种红旗，大书“兴汉灭满”；一种三色旗，分红黄白三色；一种十八星旗，红地黄星，今用为陆军旗；一种招兵旗，红地黑字，上书“大汉招兵”或“招兵灭满”字样。此时武昌新军共有一万六千人，合组为步队、马队、炮队三种，都归张彪统带。早已暗中联合，反对长官，虽有些不同意的，不过少数罢了。此种暗中行动，张彪如在鼓里，再也想不到。十三日，张彪奉到总督号令，调马队八标俞化龙到署驻防，当即遵照前去。十四日，巡警道王月庄传齐各区警员谕话，说是风声紧急，防范宜严，城门晚开早闭，武汉各码头渡船八点即停，警员遵示而退。
又有侦探来报，各标营都于今晚大排筵宴，说是改早过节，其间必有奇事。月庄领悟，连连点头，急向瑞澄报告，遂通行合城文武，一体严防。
到了过节这天，官绅商民个个栗栗危惧，岂知到晚毫无动静，众人方才放心。原来民军那边见官军戒严，不欲轻举妄动，已议改期了。瑞澄仍是积极进行，十六日，又用电话分传各军警要人，至督署秘密会议。散会后发出紧急命令，署中从头门直到内室，凡属厅堂厨灶以及会议室办公厅，莫不枪支如林，刀声摩擦，日夜不断，如临大敌一般。行路之人禁止窥探，员役出人均须呈验腰牌，然后放过。瑞澄又想起汉阳兵工厂为制造军械火药重地，现在只有四十一标二营驻守，此处关系重要，恐怕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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