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找错人了！”柯柏说。
“你累了吗？”
“不，我不是因为得每个晚上站在柏克街某户人家门口打瞌睡才这样说，但是……”
“怎样？”
“这十四天里至少有十天的情形是这样的：早上七点他打开百叶窗，过一分钟他打开窗子。七点三十五分他关上窗子，七点四十分他走出前门，到圣艾里克广场搭五十六路巴士。车坐到瑞杰铃街和汉姆街口，然后走到搬家公司，在七点五十九分打开门锁。十点整他会到城市咖啡店喝两杯咖啡，吃一个rǔ酪三明治。十二点一分，他会去两家自助餐店中的一家吃中餐，他吃……”
“他吃什么？”
“鱼或是烤肉。他十二点二十分吃完中餐，在城区作短程的散步后才回去工作。五点过五分他会锁上公司的大门回家。如果天气不好，他就搭五十六路巴士，不然他就走瑞杰铃街、国王街、皇后街、邦哈司街、高地街和观景街，穿过代萨公园和圣艾里克广场，再经柏克街回家。他偶尔会在路上买东西，如果超市人不多的话。他每天都买牛奶和蛋糕，至于面包、奶油、rǔ酪和果酱则每几天买一次。两个星期三他都去看七点的电影，都是喧哗笑闹的片子，我是除他外惟一被迫看完全场的人。回家的路上，他会买一堆沾满芥末和番茄酱的香肠来吃。连续两个周日，他都搭地铁去体育馆观赏冰上曲棍球比赛，而史丹斯敦也只好跟着去。而连着两个星期二，他都和公司里的三个人去打保龄球。周末他都工作到十二点，然后去鲁温布劳酒吧喝一杯啤酒，此外他还点一份香肠沙拉，之后才回家。他在街上不乱瞄女孩子，有时候他会驻足看一些海报，多半是电影院、运动用品或器具店张贴的。他既不买也不订任何报纸，但是他却买两份杂志，一份是《纪录》杂志，另一份是和钓鱼有关的，我忘了叫什么了。他家屋檐下没有停放什么蓝色的摩纳克摩托车，却有一部红色的史瓦伦摩托车，那辆是他的。他很少收到信件，也不跟邻居来往，但是在楼梯间碰到时会互打招呼。”
“他看起来如何？”
“我知道个屁！”柯柏说。
“我是说真的。”
“他看来健康、冷静、强壮而有点木讷。他晚上都把窗户打开，举止自然而正常，穿着良好，也不像个神经质的人。他从不显得慌乱，但也不拖泥带水。他应该是那种抽着烟斗、气质不错的人，但是他不抽烟。”
“他注意到你吗？”
“我不认为，至少不会是我。”
他们静静地对坐着，看着窗外雪花成片飞落。
“你知道，”柯柏说，“我们当然可以继续像现在这样跟监，跟到明年夏天他度假去为止，这倒也蛮吸引人的；不过，我们国家要负担两个应该是很能干的警探，在……”
他说到一半忽然顿住。
“说到能干，嘿，昨晚我站岗时，有个醉汉对我喊了一声‘砰！’，我吓得差点没得心脏病——”
“他到底是不是嫌疑犯？”
“如果从影片上判断，的确是。”
马丁·贝克敲敲他的椅子。
“好吧，请他来接受问讯。”他说。
“这时候？”
“对”
“谁去？”
“你，在他下班后，以免他忘记锁门什么的。带他到你的办公室做身家调查。做完后，打电话给我。”
“来软的吗？”
“当然啰。”
十二月十四日早上九点半，马丁·贝克正为在国家警署圣诞宴会吃的东西反胃着，那是些生面团似的蛋糕和两杯几乎不含酒精的雞尾酒。他抽空拨个电话给莫塔拉的艾柏格，还有林策平的公诉检察官。没想到他们的回答都是：“我立刻赶来。”
他们大约三点钟赶到，而且检察官是由莫塔拉市转车来的。他和马丁·贝克稍作闲聊，就走进哈玛的办公室。
艾柏格则在贝克房里坐了两个小时，但也只和他谈些案情而已。艾柏格说：“你想会是他吗？”
“我不知道。”
“一定是。
“对吧。”
五点过五分有人敲门，是检察官和哈玛。
“我想你逮对人了，”检察官说，“你看着办就好。”
马丁·贝克点点头。
“喂，”柯柏说，“有空上来一下吗？我提过的佛基·班特森在这儿。”
马丁·贝克放下听筒站起来，当他走向门口时望了望艾柏格，但是两人都不说话。
上楼时他走得很慢，尽管他主持过上千次的审讯，现在他却觉得胃部有奇怪的绞痛，左胸口也是。
柯柏已经脱了夹克站着，手肘却撑在桌上，看来冷静而愉快。米兰德背向他及班特森坐着，平静地看着他的文件。
“这位是佛基·班特森。”柯柏站直了腰说。
“贝克。”
“班特森。”
他们握握手。柯柏乘机穿上夹克。
“我得走了，再见。”
马丁·贝克坐下来。柯柏的打字机里有一张纸，他把纸拉出来一点念道：
“佛基·连纳·班特森，经理，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生于斯德哥尔摩的古斯塔夫伐萨教区，未婚。”
他注视着班特森，发现他有双蓝眼睛和一张大众脸；头上有几根灰头发，不像神经质的人。总之，没什么特别的。
“你知道我们为何请你来这儿？”
“说实话，不知道。”
“可能你可以帮我们一些忙。”
“是什么呢？”
马丁·贝克望向窗户说：
“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