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而不“雅”，“新”而失正，“新”得过了分，便是“讹”。“讹”自然不会“淳”，“淳”是浓，是厚，不淳就薄了，“澹”了。这时候好像“文理之数尽”，走投无路；其实也不然。只要“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栝乎雅俗之际”，还可通变起去，路还是“无穷”的。清代纪昀评这一段道：
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故挽其返而求诸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
这番话透彻的说出复古怎样也是通变，解释刘氏的用意最为确切。
刘氏以复古为通变，虽然近于循环论，但确是创见；他针对当时的情形，给指出了一条新路。不过他的意见在当时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他的影响直到唐代才显著。首先以复古号召的是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的叙里劈头便道：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伯玉文集》一）
他要将诗还到风雅，还到汉、魏；他作《感遇诗》三十八章，是学阮籍的。卢藏用给他的文集作序，说道：“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又说：“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全唐文》二三八）所谓“质文一变”，所谓“变化之朕”，正是《文心·通变》的意思。李白继子昂之后提倡诗“复古道”，他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本事诗·高逸》第三）他的古风第一首论的更详：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太白集》三）
“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也将“正”“变”对举。所谓“正声”，就是《诗谱序》的“风雅正经”；不过“废兴万变”的“变”，却是“以其人”兼“以其时”，“宪章已沦”也如此。“绮丽”似乎侧重“其人”，侧重诗体的“变”，但也还是“时为之”，所以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诗末说唐代“复玄古”，“贵清真”；“清真”就是《诗品序》所谓“自然”，也就是太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里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集》十一）。“绮丽”是“文胜质”，他要的是“文质相炳焕”，《文心》所谓“斟酌乎质文之间”。他虽然说过“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诗·高逸》第三），可是还只作五七言诗，而七言更多；七古和七绝两体且都成立在他手里。他的复古其实是革新，其实也是通变。
韩愈是提倡古文的第一个人。他在《与冯宿论文书》里将“应事”而作的“俗下文字”与“古文”对立（《韩昌黎集》十七）；又在《答刘正夫书》里说为文“宜师古圣贤人”（《集》十八）。他所师的古圣贤人，《进学解》列出详目：
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集》十二）
这就是《答李翊书》中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集》十六）。他“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所谓“通其辞”，便是“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题欧阳生哀辞后》，《集》二十二）。他虽说过要“直似古人”（《与冯宿书》），但“取其句读不类于今”，其实正是“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是自造新语。《旧唐书》一六○本传说得好：
〔愈〕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也道：“六经之学，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李文公集》十六）。韩愈的复古还只是通变。后来到了宋代，古文已成正宗，所以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说“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东坡先生全集》十七）。在唐为变，在宋却成“正”了。通变而以复古号召，就是利用这种循环论，以便取得正宗的地位。韩愈门下还有个皇甫湜，论文尚奇，更见出“务反近体”，自造新语的师传。他有《答李生第二书》道：
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皇甫持正文集》四）
“奇正”本是兵家语，《孙子》卷五《势》篇道：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所以“变”有“奇”义，《文选·西京赋》“尽变态乎其中”，薛综注：“变，奇也。”六朝论文，就有“奇变”的话。《宋书》六十九《范晔传·狱中与诸甥侄书》道：“‘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可见皇甫湜尚奇，也不外乎求变。
唐代古文虽一直以复古为通变，诗却从杜甫起多径趋新变，而且“奇变不穷”。杜甫并不卑视齐、梁，而是主张“转益多师”；又颇用心在新兴的律诗上，他要“遣辞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杜少陵集详注》三），并且自许“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呈路曹长》，《集》十八）。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集》十），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说他“以独造为宗”，是不错的。作诗这样“以独造为宗”的，杜甫以后，得推韩愈。欧阳修《六一诗话》道：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馀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集》十）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
“资谈笑，助谐谑”，已经是“独造”了，而《荐士诗》称孟郊“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集》三十二），也是自白，更见出他“独造”的工夫。他虽“以诗为文章末事”，可是狮子搏兔，还是用全力的。杜、韩两家影响宋诗最大。但宋人有说韩诗是“押韵之文”的，有说他“以文为诗”的；似乎他的“独造”比较杜为甚，他是更趋向新变些。杜、韩两家却都并“不自知其变”；得等到宋代才有以他们为变的读者。第一个能察变的人该推苏轼。他《书黄子思诗集后》道：
余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全集》六十七）
又曾说道：
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颜始。诗之美者莫如韩文公，然诗格之变自韩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十七引）
所谓“天成”“自得”“超然”“高风绝尘”，只是自然和浑成的意思，跟书法的“萧散简远，意在笔画之外”相通。苏氏看出李、杜、韩极诗之变，恰如颜、柳“极书之变”一般；但那“高风绝尘”的衰息，他还是在低徊惋惜着的。文体的变是有意的复古的主张，所以他说“复归于正”；诗体的变只是自然的求新的趋向，所以他不免怀古的口吻。后来朱子也论到诗体的变，他《答巩仲至（丰）书（四》）道：
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朱文公文集》六十四）
所谓“古人之风”，也指的“高风远韵”。但他以“高风远韵”为“根本准则”，便和苏氏有些出入。他说“坡公病李、杜而推韦、柳，盖亦自悔其平时之作而未能自拔者”（《答巩书》三，《集》六十四），就指的《书黄子思诗集后》那一篇里的话。“病李、杜”显然不合苏氏原意；说他“自悔其平时之作”，似乎也出于成见。
不过这种以“高风远韵”为正宗的意见，后来却成了一般的意见。如刘克庄的《韩隐君诗序》道：
后人尽诵读古人书，而下语终不能仿佛风人之万一，余窃惑焉。或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后村先生大全集》九十四）
又《竹溪诗序》道：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亦非诗也。（同上）
刘氏对杜、韩两家都有微词。严羽《沧浪诗话》也道：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诗辨》）
所谓“仿佛风人”，所谓“一唱三叹之音”，都就是“高风远韵”。这种意见又是复古的倾向，但也还是为的通变。原来宋诗自黄庭坚以来，有意的求新求变求奇。他指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法门，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并且说这是“诗人之奇”（《再次韵杨明叔诗》引，《山谷诗内集》十二）。又倡所谓夺胎换骨法，说道：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
这又是“以故为新”的节目。黄氏开示了这种法门，给后学无穷方便；大家都照他指出的路子“穷力追新”，这就成了江西诗派——惟其有法门可以传授，才能自立宗派。但宗派既成，沿流日久，又不免刘勰说的“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于是乎从朱子起又有了复古论。这回的复古的理论到了明代实现，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也造成了一种新风气。
文到六朝成为专科之学。范晔作《后汉书》，创立《文苑列传》，钟嵘定《诗品》，刘勰论《文心》，都在此时。而刘氏更注重文体的代变。《时序》篇开端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接着就从陶唐叙到江左，作一断语：
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文心》上篇论列各体，也都详述源流迁变。在前沈约已经论到文体的变，《宋书》六十七《谢灵运传论》中道：
自汉至魏四百馀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
以下直叙到宋代的颜、谢为止。但刘氏论文，专门名家，详备自然远在沈约之上。他们这些文字却都是我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见出独具手眼。根柢在他们能识变；而这又是跟当时追求“新变”的风气相应的。刘勰以后，论“文变”的便多起来。唐人修六朝史书，多有文苑传或文学传，传各有序或论，皆论“文变”；并且多引《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二语（《贲卦彖辞》，《周易》三）为论据，正见出六朝以来的风气。文士著作中也有论的，前引卢藏用的《陈子昂集序》末云，“故粗论文变而为之序”，便是一例。这些都是通论历代“文变”；至于专论一代的，似乎从宋祁《唐书》二○一《文艺传序》创始。他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王、杨是一变，燕、许是一变，韩愈又是一变。专论诗体的变的也有通论和断代的分别。严羽《沧浪诗话》有《诗体》一篇，辨析历代诗体最细；他分唐诗为“唐初”“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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