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作文之体，理自当然，非有所‘嫌’‘惧’也”，也是不信的意思。这一说可以不论。郑众说太简，难以详考；孔颖达所解，可供参考而已。他以“兴”为“取譬引类”，甚是，但没有确定“发端”一义，还是缠夹不清的。以“诸言‘如’者”为“比”，当本于六朝经说，《文心雕龙·比兴》篇所举“比”的例可见。如此释“比”，界划井然，可是又太狭了。按《诗经》“诸言‘如’者”约一百四十多句，不言“如”，又非兴句，而可知为譬喻者，约一百四十多联（间有单句）——《小雅》中为多。照孔《疏》，这一百四十多联便成了比兴间的瓯脱地，两边都管不着了。这些到底是什么呢？也许孔氏的意见和陈奂一样，将这些联的譬喻都算作“兴”。陈氏曾立了三条例。一是“实兴而《传》不言兴者”，这是根据《郑志》答张逸的话，前已引。许多在篇首的喻联，便这样被算作兴了。二是诸章“各自为兴”。如《齐风·南山》篇，《小雅·白华》篇，除首章为兴外，他说其馀诸章“各自为兴”。这样，许多在章首的喻联也就被算作兴了。三是一章之中，“多用兴体”，如《秦风·蒹葭》篇以及《邶风·匏有苦叶》篇，《小雅·伐木》篇都是的。至如《小雅·鹤鸣》篇，是“全诗皆兴”。那么，许多在章中的喻联又被算作兴了。
他这三条例也有相当的根据。第一例根据《笺》言兴而《传》不言兴的诗，前已论及。但这是《传》疏而《笺》密，后来居上之故。郑氏不愿公然改《传》，所以答张逸说“文义自解，〔《传》〕故不言之”，那是饰词，实不足凭。陈氏却因郑氏说相信那些诗“实兴”，恐怕不是毛氏本意。第二条根据“首章言兴以晐下章”的通例。但那通例实在通不过去。因为好些兴诗都夹着几章赋，而《雅》中兴诗尤多如此，这是没法赅括的。第三例没有明显的根据，也许只因为《传》、《笺》说解这些喻联，与说解兴句的方法和态度是一样的。那确是一样的。这些喻联不常有《传》，但如《桑柔》五章中“谁能执热，逝不以濯？”《传》解为礼以救乱，见前引。又《鹤鸣》首章末“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传》云：
错，石也，可以琢玉。举贤用滞，则可以治国。（《序》，诲宣王也。）
又《匏有苦叶》篇次章之首“有弥济盈，有鷕雉鸣”《传》云：
弥，深水也。盈，满也。深水，人之所难也。鷕，雉鸣声也。卫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辞，不顾礼义之难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序》，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
又《伐柯》篇首章《传》云：
伐柯如何？匪斧弗克。（柯，斧柄也。礼义者，亦治国之柄。）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媒所以用礼也。治国不能用礼则不安。）（《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前两例是隐喻，末一例是显喻。《笺》例太多，从略。这样“以意逆志”，这样穿凿傅会，确与说兴诗一样。可是孔《疏》所谓“比”，《传》《笺》也还是用这种方法与态度说解。现在且还是只引《传》。如《简兮》篇次章之首“有力如虎，执辔如组”《传》云：
组，织组也。武力比于虎，可以御乱御众。有文章，言能治众，动于近，成于远也。（《序》，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又《大明》篇七章之首“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传》云：
旅，众也。如林，言众而不为用也。矢，陈；兴，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
这不也是一样的“以意逆志”，穿凿傅会吗？与陈氏（和孔氏？）所谓“兴”有什么区别呢？他那三条例看来还是白费的。那一百四十多联譬喻，和那一百四十多“如”字句，实在是《大序》所谓“比”。那些喻联实在太像兴了，后世总将“比”“兴”连称，也并非全无道理的。“比”，类也，例也。但这个“比”义也当从《左传》来；前引文公七年《传》“君子以〔葛藟〕为比”，便是它的老家。“比”字有乐歌背景、经典根据和政教意味，便跟只是“取也（他）物而以明之”（《墨子·小取》）的“譬”不同。
“兴”似乎也本是乐歌名，疑是合乐开始的新歌。王逸《楚辞章句》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
所谓“依《诗》取兴”，当是依“思无邪”之旨而取喻；《楚辞》体制与《诗经》不同，不分章，不能有“兴也”的“兴”。朱子《楚辞集注》说：“《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他所举的兴句如《九歌·湘夫人》中的：
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朱子的“兴”是“托物兴词，初不取义”的，与《毛传》不一样。王氏也说茝兰异于众草，“以兴湘夫人美好亦异于众人”。这里虽用了《毛传》的“兴”字，其实倒是不远人情的譬喻。《楚辞》其实无所谓“兴”。王氏注可也受了“思无邪”一意的影响，自然也不免傅会之处，但与《史记·屈原传》尚合，大体不至于支离太甚。所以直到现在，一般还可接受他的解释。
《楚辞》的“引类譬谕”实际上形成了后世“比”的意念。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咏史之作以古比今，左思是创始的人。《诗品》上说他“得讽谕之致”。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第二卷》评张景阳《咏史》云：
咏史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櫽栝本传，不如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臆，乃又其变。
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创始的人。《诗品》中说他“辞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李善《文选注》二十一也说：
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兼）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
艳情之作以男女比主臣，所谓遇不遇之感。中唐如张籍《节妇吟》，王建《新嫁娘》，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都是众口传诵的。而晚唐李商隐“无题”诸篇，更为煊赫，只可惜喻义不尽可明罢了。咏物之作以物比人，起于六朝。如鲍照《赠傅都曹别》述惜别之怀，全篇以雁为比。又韩愈《鸣雁》述贫苦之情，全篇也以雁为比。这四体的源头都在王注《楚辞》里。只就《离骚》看罢：
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这不是以古比今么？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这不是以仙比俗么？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这不是以男女比君臣么？
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这不是以物比人么？《九章》的《橘颂》更是全篇以物比人的好例。《诗经》中虽也有比体，如《硕鼠》、《鸱鸮》、《鹤鸣》等篇，但是太少，影响不显著。后世所谓“比”，通义是譬喻，别义就是比体诗，却并不指《诗大序》中的“比”。不过谈到《诗经》，以及一些用毛、郑的方法说诗的人，却当别论。说比体诗只是“比”的别义，因为这四类诗，无寓意的固然只能算是别体，有寓意而作得太工了就免不了小气，尤其是后两类，所以也还只能算是别体；而且数量究竟不多。
后世多连称“比兴”，“兴”往往就是“譬喻”或“比体”的“比”，用毛、郑义的绝无仅有。不过“兴”也有两个变义。《刘禹锡集》二十三《董武陵集序》云：
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
这可以代表唐人的一种诗论。大约是庄子“得意忘言”和禅家“离言”的影响。所谓言外之意，象外之境，刘氏却没有解释。宋儒提倡道学，也受着道家禅家的影响。他们也说读书只晓得文义是不行的，“必优游涵咏，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近思录》十四《圣贤气象门》论曾子云：
曾子传圣人学。……如言“吾得正而毙”，且休理会文字，只看他气象极好。被他所见处大。后人虽有好言语，只被气象卑，终不类道。
“只看气象”当也是“造微”的一个意思。又朱子论韦应物诗“直是自在，气象近道”。气象是道的表现，也是修养工夫的表现。这意念可见是从“兴于诗”“诗可以兴”来，不过加以扩充罢了。读诗而只看气象，结果便有两种情形。如黄鲁直《登快阁诗》云：“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明周季凤作《山谷先生别传》说：“木落江澄，本根独在，有颜子克复之功。”这不是断章取义吗？又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云：
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如好《晨风》而慈父感悟，讲《鹿鸣》而兄弟同食，斯为得之。董子曰：“诗无达诂”，此物此志也。
照沈氏说，诗爱怎么理会就可怎么理会，这不是无中生有吗？又如周济《宋四家词选序》云：
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欬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可谓能出矣。
“能入”是能为人所感，“能出”是能感人。他说善于触类引申的人，读古人词，久而久之，便领会得其中喻义，无所往而不通，而皆合古人之意。这种人自己作词，也能因物喻志，教读者惝恍迷离，只跟着他笑啼喜怒。他说的是词中的情理，悲者读之而亦悲，喜者读之而亦喜，所谓合于古人者在此。至于悲喜的对象，则读者见仁见智，不妨各有会心。这较沈氏说为密，而大旨略同。后来谭献在《周氏词辩》中评语有“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话，那却是就悲喜的对象说了。但这里的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究竟和《毛诗》不大一样。触类引申的结果还不至于离开人情太远了。而且《近思录》和沈、周两家，差不多明说所注重的是读者的受用而不是诗篇的了解，这也就没什么毛病了。以上种种都说的是“言外之义”，我们可以叫作“兴象”。
汉末至晋代，常以形似语“题目”人，如《世说》一郭林宗（泰）曰：“叔度（黄宪）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后来又用以论诗文，如《诗品》上引李充《翰林论》，论潘岳“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穀”。到了唐末，司空图以味喻诗，以为所贵者当在咸酸之外，所谓味外味。又作《二十四诗品》，集形似语之大成。南宋敖陶孙《诗评》，也专用形似语评历代诗家。到了借禅喻诗的严羽又提出“兴趣”一义。《沧浪诗话·诗辩》云：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其《诗评》中又云：
诗有辞、理、意兴。南朝人尚辞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辞、理、意兴，无迹可求。
所谓“别趣”“意兴”“兴趣”，都可以说是象外之境。这种象外之境，读者也可触类引申，各有所得；所得的是感觉的境界，和前一义之为气象情理者不同。但也当以“人情不远”为标准。清代金圣叹的批评颇用“兴趣”这一义。但如他评《西厢记》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第四折》一节话（金本题为《闹斋》），却是极端的例子。这一折第一曲《双调新水令》，张生唱云：
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香烟云盖结，讽咒海波潮，幡影飘飖，诸檀越尽来到。
金氏在曲前评云：
吾友斲山先生尝谓吾言：“匡卢真天下之奇也。江行连日，初不在意。忽然于晴空中劈插翠嶂，平分其中，倒挂匹练。舟人惊告，此即所谓庐山也者。而殊未得至庐山也。更行两日而渐乃不见，则反已至庐山矣！”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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