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怀疑比兴的作用的是钟嵘。《诗品序》云：
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他说的是专用比兴或专用赋的毛病，但也是第一个人指出“意深”“词踬”是比兴的毛病。同时刘勰论兴，也说是“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清陈沆作《诗比兴笺》，魏源序有云：
由汉以降，变为五言。古诗十九章，多枚叔之词。乐府鼓吹曲十馀章，皆《骚》《雅》之旨。张衡《四愁》，陈思《七哀》；曹公苍莽，“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嗣后阮籍、傅玄、鲍明远、陶渊明、江文通、陈子昂、李太白、韩昌黎皆以比兴为乐府琴操、上规正始。视中唐以下纯乎赋体者，固古今升降之殊哉！
他将“比兴”的价值看得高于赋。这是陈子昂、李白、白居易、朱子等人的影响。又说诗到中唐以后，纯乎赋体，以前是还用着“比兴”的。但汉乐府赋体就很多，陶、谢也以赋体为主，杜、韩更是如此。看魏氏只能选出少数的例子，不能作概括的断语，便知是作序体例，不得不说几句切题的话，事实并不然的。而他所谓“比兴”也绝非毛、郑义，只是后世所称“比兴”罢了。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比兴》有论“兴义罕用”的话，最为明通。他说：
夫其取义差在毫厘，会情在乎幽隐，自非受之师说，焉得以意推寻！彦和谓“明而未融，发注后见”，冲远（孔颖达）谓“毛公特言，为其理隐”，诚谛论也。孟子云：学诗者“以意逆志”。此说施之说解已具之后，诚为谠言。若乃兴义深婉，不明诗人本所以作，而辄事探求，则穿凿之弊固将滋多于此矣。
自汉以来，词人鲜用兴义。固缘诗道下衰，亦由文词之作，趣以喻人。苟览者恍惚难明，则感动之功不显。用比忘兴，势使之然。虽相如、子云，末如之何也！然自昔名篇，亦或兼存“比兴”。及时世迁贸，而解者祗益纷纭。一卷之诗，不胜异说。九原不作，烟墨无言。是以解嗣宗之诗，则首首致讥禅代；笺少陵之作，则篇篇系念朝廷。虽当时未必不托物以发端，而后世则不能离言而求象。由此以观，用比者历久而不伤晦昧，用兴者说绝而立致辨争。当其览古，知兴义之难明；及其自为，亦遂疎兴义而希用。此兴之所以浸微浸灭也。
从黄氏的话推论，我们可以说《诗经》兴句虽然大部分是譬喻，而《传》、《笺》兴义却未必是“作诗者之意”，因为那样作诗，是会教“览者恍惚难明”的。《传》、《笺》所说若不是“作诗者之意”，是否也不免“穿凿之弊”，也不免“离言而求象”呢？黄氏大约不这样想。他跟一般好古的人一样，总以为毛、郑去古未远，“受之师说”，当然可信；所谓“说解已具”，正指《传》、《笺》而言。后世学无专家，“师说”不存，再用《传》、《笺》中“以意逆志”的方法去说诗，那当然是不成的。不过黄氏所谓“比”也还是后世的“比”。《传》、《笺》里那样的“比”，其实也是教“览者恍惚难明”的。
可是后世用“比兴”说诗的还有不少。开端的是宋人。这可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说是毛、郑的影响，不过破碎支离，变本加厉。如《诗人玉屑》九“托物”条引梅尧臣（？）《续金针诗格》解杜甫《早朝》诗句云：
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旌旗喻号令，日暖喻明时，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时，君所出，臣奉行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
这不是无中生有吗！《玉屑》所谓“托物”有时指后世所谓“比”，有时兼包后世所谓“比兴”而言。世传唐、宋人诗格一类书里，像这样无中生有的解说诗句或诗中物象的很多，似乎是一时风气。但这种解说显然“穿凿”，显然“离言而求象”，而诗格一类书，既多伪作，又托体太卑，所以不为人重视。谢枋得注解章泉（赵蕃）、涧泉（韩淲）二先生《选唐诗》，也偶然用这样方法，但很少，当也是诗格一类书的影响。另一类是系统的用赋比兴或“比兴”说诗，朱子《楚辞集注》是第一部书；他用《诗集传》的办法将《楚辞》各篇分章注明赋比兴。不过他所谓“比”“兴”与毛、郑不尽同。他答巩仲至（丰）书（《集》六十四）中又说：
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
但他只作了《诗集传》、《楚辞集注》，以下三编都未成书。元代有个刘履，继承朱子的志愿，编了一套《风雅翼》。这里面包括《选诗补注》，以昭明所选为主，加以删补；“至其注释，则以〔朱子〕传《诗》、注《楚辞》者为成法。”但四言有时还分章说，五言却以篇为单位。又有《选诗补遗》，选拔“唐、虞而降以至于晋，凡古歌辞之散见于传记诸子集者”。又有《选诗续编》，“乃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