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请发群臣“相攻诸疏，公论是非，以肃人心”，可是万历皇帝不愿意牵涉到这无止尽的纷争中，干脆不理。
后来党争实在闹到收不了场，万历三十八年，这位怠工的皇帝不得已下了一道圣旨，以旱灾异常，“谕群臣各修职业，勿彼此攻讦”。
然而就算是皇帝的劝架也没有用处，群臣们一样不听，以后万历也就再没有理过这档子破事了。
万历三十九年，御史徐兆魁疏劾“东林讲学诸人阴持计典，自是诸臣益相攻击”。
有人说道德之争令得万历厌倦朝政，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不无道理。
作为皇帝也不是随心所欲，面对大臣的指责和史官的笔，皇帝的顾忌也很多，皇帝本来是受到一种变态教育的，独一无二，没有一定野心和欲望，没有一定器量和才智的人是做不到的，万历显然不具备一个皇帝应有的才能，他采取的反抗也是别出心裁，什么样的奏折到了他那儿，都是只进不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就这么拖着。
明清两代，皇权高度集中，国家政事在相当的程度上需要皇帝的认可才能办理，可是万历皇帝既不理朝政，也不安排相应的官员负责，不但自己怠工，还让臣子们也怠工，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不过，万历之怠工倒也不是算独创，明朝中期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巴。万历只是效仿先人而已。
幸亏像明朝这样的庞大帝国仅凭着惯性就能够维持很长时间，皇帝不理朝政，至少也没有瞎指挥；官员不足，大家就采用抽签的办法，
倒也公平，效果甚至还不错，至少不会比靠行贿升官的现实差，除了朝廷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外，万历的朝政比起中国历代不绝的暴政来还好上许多。
3.2.万历之敛财
万历不理朝政，消极怠工，那么究竟是不是百事不管了呢？却也未必，万历不过是于行政上消极，但是在敛财方面却是无奇不有，花样翻新。
贪财之烈，万历是前无来者。
在敛财方面，万历的“勤政”不下于任何一个明君。
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
万历敛财用的都是太监，可是万历对太监倒也不是青睐有加。
《明史宦官陈矩传》提到，“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云。”
由此可见，万历在对待朝廷官员和内宫太监上却还一视同仁，
从这方面讲，东厂之衰落对国家是件好事情，不过万历显然不是那种知道宦官害国的人而有意遏制他们的好皇帝，估计他于朝廷外臣和宫中内臣缺官不补的动机是一样，舍不得那些俸禄。
以全国之力供一人之挥霍，那是绰绰有余，皇帝享受他的天子待遇，也无可厚非。然而万历重用采榷之监，毒害天下，目无法纪，极尽搜刮之能事，才有亡国之兆。
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乎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采榷之祸，祥见于《明史宦官传》。
“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当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其最横者陈增及陈奉、高淮。”
万历年间采榷之害，实在骇人听闻，诬陷朝廷命官，抢劫大户商贾，轻者被抄家，重者被砍头，恶劣行径，不胜枚举。
这儿摘录明史记载。
陈增始至山东，即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帝为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宗尧抗增，被陷几死诏狱。巡抚尹应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罚俸。已，复命增兼徵山东店税，与临清税监马堂相争。帝为和解，使堂税临清，增税东昌。增益肆无忌，其党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伯家，杀人莫敢问。增肆恶山东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死。
陈奉，御马监奉御也。万历二十七年命徵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奉兼领数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数千人噪于涂，竞掷瓦石击之。奉走免，遂诬襄阳知府李商？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等煽乱。帝为逮钰、任重，而谪商？等官。
奉在湖广二年，惨毒备至。及去，金宝财物巨万计，可大惧为民所掠，多与徒卫，导之出疆，楚民无不毒恨者。
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变。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奏言：“奉吓诈官民，僭称千岁。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而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天下祸乱，将何所底！”
大学士沈一贯亦言：“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几成大乱。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
可是万历皇帝皆置不问。
高淮，尚膳监监丞也。
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而淮及梁永尤甚。
淮益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三十六年四月，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六月，锦州、松山军复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
梁永，御马监监丞也。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陕西徵收名马货物。税监故不典兵，永独畜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户乐纲出入边塞。富平知县王正志发其奸，并劾矿监赵钦。诏逮正志，瘐死诏狱中。渭南知县徐斗牛，廉吏也。永责赂，？毙县吏卒，斗牛愤恨自缢死。巡抚贾待问奏之，帝顾使永会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贤，并劾待问有私，请皆勘。帝从之，而宥待问。永又请兼镇守职衔。又请率兵巡花马池、庆阳诸盐池，徵其课。缘是帅诸亡命，具旌盖鼓吹，巡行陕地。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诸生李洪远等。纵乐纲等肆为淫掠，私宫良家子数十人。税额外增耗数倍，蓝田等七关岁得十万。陕西巡抚顾其志尽发其奸，且言秦民万众，共图杀永。大学士沈鲤、？赓请械永归，以安众心。帝悉置不报。
明史载：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万历敛财，又不懂经济学，一味的做守财奴，姑息纵容，弄得民不聊生。
万历四十六年，正在神宗万历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大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
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当时内帑堆积如山，而李汝华请发内帑不得，李汝华建议：“天下田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可得饷二百万有奇。”不要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万历就答应了，这是万历年间的第一次加赋。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大战，明军战败，熊廷弼受命于危难赴山海关，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
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一直到铁岭失陷，这年的十二月，万历年间第二次加赋，亩增三厘五毫。
万历四十八年，再议增赋。亩增二厘，三岁三增，遂为岁额。
御史张铨上疏：“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五毫，未己至七厘，又未己至九厘。譬之一身，辽东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削无已，趋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则叫阍不应，加派则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
可是万历皇帝无动于衷。
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了万历皇帝逝世。遂尽罢天下矿税，发帑金百万犒边，起建言得罪诸臣，下前后考选之命。
明之亡国，后人多言亡于万历，万历的懒与贪看上去和崇祯的勤政正好相反，然而万历虽然敛财，加赋税却并不多，不曾深扰民，崇祯之亡国，继承万历之弊，实在是赋税过重，扰民太甚。
3.3.崇祯之用人
明帝国的崩溃有些出人意料，在崇祯自杀后，南明还能够迅速的建立政权，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拥有百万大军，以南明的腐败无能，也支撑到了康熙年间才最终覆灭，这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瓦解了的王朝吧。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讲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
崇祯继位没多久，十七岁的时候，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
崇祯的勤勉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的。
他面对局势严重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自杀殉国时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
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失败的呢？
我们来看看崇祯的用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这个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宋朝自从开国到元佑初百三十年，至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担任宰相时，才不过五十一人。
崇祯提拔重用的人，入《明史奸臣传》的就有温体仁、周延儒二人，而整个《明史奸臣传》所列者不过十人，其余明朝两百多年中只有胡惟庸、严嵩、陈瑛等六个，而自命不凡的崇祯十七年就占了两个，极端腐败的南明也占了马士英、阮大铖两个。
崇祯年间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
这其中就包括总督袁崇焕。
除了袁崇焕，其他人也挺冤枉的，如总督崇俭，和张献忠打仗本来打赢了，可是因为杨嗣昌说他撤兵太早，导致战败，马上就斩首弃市，后来福王时候，给事中李清为之辩白：“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
另一位总督赵光汴，当世之人也以为冤。
兵部尚书王洽因为清兵逼近京城而下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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