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海禁之失
明朝初期的航海事业到达了一个顶峰，郑和下西洋被誉为中国走向海洋的标志性事件，后人惋惜中国错失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然而在明朝而言绝无可能，西方的航海业发展乃是因为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解放和经济需要，地理大发现给西方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而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郑和下西洋显然不是明朝皇帝为了繁荣经济市场而做出的决定，更不是个人的冒险精神。
永乐帝无法回避篡位的事实，为了表示其正统性，不断要表示祥瑞，所以郑和要让满足永乐帝看到万邦来朝的繁荣景象，于是一次又一次下西洋，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物产丰饶”与“慷慨大度”，郑和携带大量中国珍奇特产，遍行赏赐。
出航的另一目则是“取宝”，郑和出使三十多个国家，“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郑和本身就是负责皇室采购衙门的内宫监太监，采购珠宝正是其职责所在，郑和下西洋之船队，谓之曰“宝船”，又名“西洋取宝船”，顾名思义，就是皇帝采购的船队。
和西方明显不同的是，郑和航海事业做的是赔本买卖，以至于七下西洋之后，因为财政上无力为继而中止了航海，并且颁布了禁海令。
一直以来贫穷的明朝政府，根本就没有从航海中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这和郑和下西洋的初衷有很大关系，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盛大，但并不适用于经济交流。久而久之，技术的进步被思想的落后所抵消。
明朝的禁海令被后世理解为闭关锁国的象征，但实际上禁海令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然而明朝开放广东海澳的原因，不过是中国官员的贪污受贿，再加上形势所逼，绝非主观上的经济开放。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经常发生海寇与葡萄牙人互相勾结沿海劫掠的情况，对此，广东地方官员采用了招抚葡萄牙人而剿灭海寇的计策，一方面允许葡萄牙人改个名字并在课税后于沿海各海澳进行贸易，一方面以武装手段镇压海寇。这样既可分化海寇与葡萄牙人，又可增加官府收入，充裕饷源，甚至有助于剿灭“倭寇”，可谓一举多得。
另外一个原因是嘉靖皇帝迷信修斋建醮便可获得长生，不惜重价到海外寻觅龙涎香制作万寿香饼。而葡萄牙人当时垄断了南洋香料，所以地方官员也只有默许葡萄牙人的贸易要求。
从表面上看，明朝时期中国有走向海洋的条件，但是准备不足，明朝政府没有考虑过向外扩张，所以错过了机会。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政府的不扩张政策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皇帝的昏庸和无能，以及明朝政府对民间思想和行为的严密控制。
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有过这样的论述。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
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
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试。
所谓明朝资本主义的萌芽纯属后人一厢情愿，有人把中国近代落后的责任推诿给反贼李自成和女真的野蛮统治，认为是他们妨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一个有着资本主义萌芽蒸蒸日上的庞大帝国，竟然在经济上贪污浪费导致入不敷出，横征暴敛逼反百万流民，在军事上以先进的火炮和上百万的常备军仍无法抗衡全族不过十来万兵力实行奴隶制的少数民族，是不是反差太大了呢？
或许明代的百万流民应该毫无怨言的饿死自己，而雄起于白山黑水的女真族应该自我毁灭，那么中国自然就可以昂首挺胸的走进新时代，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强国了。
然而，纵然是流民们欣然自杀，女真心悦诚服，任明朝由着喜欢自己当大将军，杀死几个老百姓而卖弄功勋，最后因为好色纵欲过度而死的正德皇帝、二十多年不见朝臣，大肆搜刮钱财的万历皇帝、坐了一个月皇位就死了，却弄出明朝三大奇案之二的光宗，迷恋于做木匠活重用魏忠贤的熹宗皇帝、以及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或许还加上南明那位“七不可”的“蛤蟆天子”，这么一代代的胡闹下去，再加上朝廷大臣党争不休，争权夺利，世风日下，贪污腐败成风，而民众麻木不仁（显然嘛，要做到在明朝政府的压迫下饿死都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能不麻木吗？），在极端轻视商人的社会风气下，明朝就顺利发展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资本主义？
明朝既然无心又无力改变现状，那就只能够重走历代王朝灭亡的老路了。
4.2.倭寇之患
我们先来看归有光的一篇记载。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七月，倭寇六、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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