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死，然而史称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遵化陷，再日使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用重典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
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更是无辜，只不过是崇祯想和皇太极议和，偷偷摸摸不敢让朝廷大臣们知道，而陈新甲无意中将此事泄露出去，崇祯在朝廷上被大臣们逼问，老羞成怒，就杀了陈新甲做替罪羊。
崇祯年间当然不是没人可用。女真入关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攻击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击南明的百万大军，进行大清统一战争，这些都是以汉人为主导而实施的，很多为首的都是崇祯年间的旧臣，比如吴三桂、洪承畴他们，这些人在崇祯的领导下束手束脚，不能仅展其才，屡遭败绩，而在清朝的统治下，却如鱼得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大施拳脚，因为他们的努力，开创了前清的盛世。
由此可见，崇祯用人的确有严重失误的地方。崇祯所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实在是至死不悟，可悲可叹。
3.4.崇祯之重征
崇祯即位的时候，那时内忧外患，外之后金，咄咄逼人，内之反贼，扑而不灭。而崇祯是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他重用袁崇焕，愣是守住了山海关，暂时遏制住了后金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崇祯用洪承畴他们打击李自成、张献忠，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李自成就几番被逼到了绝路。
可是，崇祯没有能把握住这些机会。
以李自成的崛起为例，先是“崇祯元年，陕西大饥”，流贼四起，当然这时的造反被朝廷轻易镇压下去。
到了“崇祯三年，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兵部郎中李继贞奏曰：“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振之。”
可是崇祯皇帝不听。
十万赈灾真是不多，但皇帝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人相食”，流贼又起，这一回规模就更加盛大，朝廷无数次征战，也没能把李自成斩尽杀绝。
其实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如果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没人愿意冒风险造反，可是崇祯皇帝偏偏把自己的子民逼上绝路，也就将自己也逼上了绝路。
崇祯年间，一再加派，分别是“剿饷”、“练饷”，加上万历时候的“辽饷”，是为三饷，清朝入关的时候，首先就废除了这“三饷”，于是人心安定。
在崇祯十年，为了剿匪，朝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这个军饷怎么来呢？当时建议有四个办法，一是“因粮”，就是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二是“溢地”，就是核实土地，对于额外的加收赋税，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三是“事例”，也就是要求有钱人家多出点钱；四是“驿传”，通过削减邮驿开支，以二十万充饷。
崇祯皇帝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是为“剿饷”。
崇祯十二年，清兵来袭，廷议各镇练兵数至七十万余，于是又有“练饷”。
当时崇祯金口玉言，说“剿饷”一年之期，结果饷尽而寇未平，还多增加了一项“练饷”，实在是把明朝的老百姓当成冤大头。
“练饷”又增七百三十万，“辽饷”在万历的时候为五百二十万，崇祯年间又增加一百四十万，后来的“剿饷”、“练饷”共计千万。
这样，崇祯年间先后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
这还不是全部，在贪官污吏的层层剥削下，实际老百姓要交的赋税更是数倍于“三饷”。
明之“剿饷”尚且师出有名，“练饷”就过分可笑。
崇祯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开支就达到二千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在生产力下降，全国的田地骤减的情况下，明朝政府还这么贪得无厌，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财政和经济濒于崩溃。
苛政猛于虎，明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是民不聊生，一片哀鸿。
当时民间流传崇祯是重征，此言不虚也。
崇祯之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
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劳碌了一年，最后非但没的赚，反而还要赔进去血本。到了这样地步，天下也没有人愿意种田了，反正种田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拼命。
崇祯就是这样把老百姓逼上反抗自己的道路。
等到崇祯皇帝醒悟过来，用大学士蒋德？之言，下诏罢饷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了。
而明朝政府耗尽国力，用“三饷”养出来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
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
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
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
明朝老百姓倾家荡产供养出来的百万官军，居然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难怪明朝老百姓对崇祯的怨恨日深，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
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在这种情形下，“平寇”根本就不可能有效果。
李自成攻破北京市后，得到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崇祯皇帝口口声声国库的钱不够用、要“加赋”，更口口声声“爱民如子”，其实他不过是和万历皇帝一样，自己的钱舍不得拿出来，老百姓的钱就不心疼。
崇祯时候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崇祯越是加赋，造反的农民就越多，造反的农民越多，崇祯就越要派兵镇压，而士兵的军饷只能通过加赋，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陷入了自己设计的怪圈，为了国事弄得自己心力憔悴，结果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或许，崇祯是个不幸的皇帝，他所接手的明朝就像是一个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柿子，怎么捏都是一碰就破，谁遇上这个烂摊子都会头疼，崇祯坐在火山口上玩火，那也是迫不得已。
然而，也不能单说崇祯的不幸，崇祯身为皇帝，执政十七年，独断专行，为所欲为。那些无辜被他杀死的忠臣，在他统治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岂不是比他更不幸万倍？
崇祯对不起的人实在太多了，不是他一个简单的罪己诏就能原谅的。明朝之灭亡和崇祯实在有莫大关系，崇祯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死者长已矣，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追究什么，而是希望透彻的分析明末这段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历史，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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