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为情地说，“这可是‘楼上楼下’，搞‘新农村’。我到今天才晓得，原来这农村分新旧，就在这房子上。倒不在集化不集化。”
老书记轻轻地嘘了口气，说：“唉，有话你就说清楚点吧。”
李顺大笑笑说：“自然，说给你听听没关系。不过也不能知法犯法。从前我说过楼房不如平房适用的话，已经当反动言论批过了，现在看了这种样子，倒还真有点想法。蛮好的屋，有的还是新的，倒又拆了再造，何必呢？有这个力气，不好把田地种种熟吗！这种事情，阳间里人不敢说，间里鬼看了也要盯白眼呢。”
听了这“反动”话，老书记不但不驳斥，反而点了点头，严肃地搭腔说：“‘何必呢？’你问得对。告诉你吧，有人想把这个当上天梯。你倒也明白，晓得集化是新农村的根本，可是人家搞起复辟来，公社这个组织形式也是可以利用的。你的眼睛还要睁大些。你看看吧，贫下中农吃了二十多年苦造了点房子，一声拆就得拆，还管群众死活吗。可是公社不仍旧是公社！”
李顺大听了，虽有所悟，也不能完全领会，只得张开嘴巴，睁大眼睛，尊敬地看着这个老人，默默无言。
老人愤怒地哼了一声，也不再说，低头看了看小女孩，指着李顺大说：“叫公公。”
小女孩热地叫了一声。李顺大大为感动，连忙敲下一块糖塞在她小手里，称她是最乖最乖的小囡。他今年五十四岁，一个拾破烂的外乡人，还第一次有人叫他公公，这给了他非常有力的鼓舞，竟把别的念头都冲淡了。
从此以后，他同老书记交了朋友。
到了一九七七年春节，李顺大带了几块糖去看老书记，才知道老书记重新上了任，又在区里办公了。李顺大喜出望外，把糖给了小固，吃了小因烧出来的点心，兴冲冲就往区里跑。他觉得如今有了区委书记做朋友，总弄得着造屋材料了。
老朋友一见面，果然十分热。可是一提到材料，老书记沉吟不语，打起嗝顿来，弄得顺大心也一颤，觉得不妙。只听老书记慢腾腾地说：“老弟，你的困难，我都知道。从前你唱希奇歌，我十分赞成。现在你我总不能做希奇事了吧。”
李顺大忙说：“老书记，别人不做，我也不做。现在不是还通行吗，为什么唯独你我不做，岂不太吃亏！”
老书记笑笑说：“十一年混乱，积习难改。现在应该拨乱反正了。否则的话，建设家的计划，就成了空话，别人做，我们是不能做的。全区干部来说，第一应从我改起，群众来说，先从唱希奇歌的人改起，你说合理不合理？”
听了这番话，李顺大心里糖罐醋瓶，一齐打翻，一方面感到书记要同他一起带头整风，不禁自豪；一方面又想到好不容易交了个大官朋友，竟又不能拉私人关系，不禁怅然。他经过“文化大革命”，也学得很乖了，不愿吃这个亏。想了一下，振振有词道：“老书记，你讲的道理我眼帖，不过，话说在前头，叫我不做希奇事，一定照办。你可也不能动摇，不要以后碰到交情比我深的，面子比我大的，就帮他开后门，让别人笑我同你白交了一场。那我是要造你的反的。”
老书记哈哈大笑，拿过纸笔，迅速把顺大的话写了下来，说：“我念一遍，你听。”他念了，和顺大讲的一字不差，然后说：“你拿去请人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我的办公室里。”
李顺大愕然道：“我不，这不是要你的好看！”
老书记说：“哪里哪里，这才叫帮了我的大忙，我还真怕有大面子的人来开臭口呢！你贴了这个，就不用我作难了。”
李顺大高高兴兴真地照办了。
到了一九七七年冬天，李顺大家忽然忙碌起来。老书记刘清同志，在那位“文革”主任出身的砖瓦厂厂长身上做了点工作，让他把李顺大的一万块砖头退赔了，公社革委会也批准了李顺大的申请，同意供应十八根泥行条。那位好心的供销社营业员，通知李顺大，现在椽子已经敞开供应了。这一次，李顺大的房屋，会有把握造成了。要运回这么多东西，李顺大一家四口，哪里忙得过来，只得把、婿、儿媳妇的兄弟妯娌都请来帮忙，摇船的摇船，推车的推车，连年老的家公也高高兴兴地流了几身汗，大大热闹了一番。
不过，在高兴的时候，也还发生了一点扫兴的事情。运回那一万块砖头，曾经过一些波折。大船停在砖瓦厂，人家不发货，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你的桁条还没有买，砖头拿回去白堆在那儿没有用，再等等吧。”李顺大同他吵了个脸红耳赤，说桁条已经落实了。那个人却比李顺大更懂李顺大，一口咬定他没有桁条。幸而他的家公跑来，凭自己买过砖头的经验，暗地里告诉李顺大什么叫“桁条”。李顺大这才恍然大悟，马上到供销社买了两条最好的香烟送过去，这才皆大欢喜，砖头下船。后来到泥制品厂运桁条，李顺大再不用别人开口，就散发了一条香烟，免得人家说他还没有买到椽子。
做了这些腐蚀别人的事，李顺大内心惭愧，不敢告诉老书记。但是他的灵魂不得安宁，有时候半夜醒过来，想起这件事，总要骂自己说：“唉，呢，我总该变得好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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