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笔写我的两个邻居，很觉为难；总说远不如近邻，一个人和邻居的关系，实在忽视不得。相得好，是很舒服的，倘若见面就碍眼，那就尴尬了。比如，清早起来，都是差不多时候去上班，往往你刚走出大门，他也正跨过门槛，如果相好，便会微微一笑，一个说“你早”，一个说“你好”，大家快乐，带来整天高兴，工作累些也不觉得，那效果赛过一碗参汤；如果相恶，就糟了，本来是吃完早点，和爱的孩子贴了贴脸，鼻子上沾满了香味儿，被柔情蜜意陶醉着，满面春风跨出门来的，扑面碰着邻居，蓦地便如在冰天里宿了一夜，一脸霜花，一个向东别头颅，一个朝西扭脖颈，一件件陈账宿怨涌上心头，十亿八千万个细胞都像生错了位置，浑身没一块地方舒服，精神受挫，身受损，一年三百六十天，难得一天不是如此，谁能受得了？何况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呢。
所以，我历来主张，同邻居应该和睦友好。我像汽车驾驶员一样，坚决遵守“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的交通规则，至今从未发生过“撞车”事件。有朝一天，居民委员会想到要评选睦邻模范，我是大有希望的。但是，这次写小说，我异想天开，要把俩个邻居写出来，真担心会出点纰漏。从来写小说，总要有褒贬；一褒一贬，会引出一喜一怒，一爱一恨，三家人家，闹出两派；尽管我笃定是在多数派一边，心里也不受用，万一以后吵出事来，我就有“拉一家，打一家”的嫌疑。倒不如各各表扬一番，落个皆大欢喜。可是这也很难，古来论功行赏，也不曾有几回做得公平，哪能就没有意见了！说了东邻十分好，西邻好到九分半，那半分也能掀起风波。自然，全批满分也可以，不过小说写成那样，便如一九七八年的奖金了。世界上的事情，难煞过多少皇帝，我一个握笔杆的，焉能做到八面玲珑！拍马吗，也不容易，一拍沾上一身屁臭，自己因可以假装闻不见，或者闻惯了不在乎，但在人群里就难混了。有风的时候还好，只有下风头的人闻着了骂，一旦风停，四面八方就都会骂过来，岂不成了过街老鼠！所以此路也是不通的。怎么办呢？我不禁又想起从前的皇帝来，他们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索面孔一板，各打五百个屁，不怕你不伏地谢恩，三呼万岁。这是我能做得的吗？
千难万难，真是写邻居最难，左思右想，还是三十六着，不写为上着。因此，两年多来，一直未敢动笔。
最近，我的东邻方铁正同志不幸病故，哀伤之余，我的心又萌动起来，为了纪念他，忍不住不写了。但这种情绪，必然会使我过誉老方而疏慢西邻的刘长春同志。老刘呀，这可要请你原谅了。人类的感情总倾向于怀念死者的好，一个人的缺点随着死的到来会被宽恕，一个追悼会上总免不了看到同死者生前相恶的人，由此可知死对人们感情的变化起着多么伟大的作用！而你和我，确实是老方的好朋友，我们同过患难，经常互相帮助，都为友谊建树过功勋。为了他的过世，我们至今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即使我们发生了不愉快，我们也有充分谅解的基础。这次老方同我们永别，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了死神把手伸进我们里边来了，我们不能不想到自己也总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今天对你的称赞j比老方逊，便觉得不乐；那么，我郑重保证，只要我能死在你后头。我一定有机会像称赞老方一样称赞你的。如果倒过来，要劳驾你参加追悼我的会，那也幸甚，像我上面说的那样，你也只会叨念我的好了。我充分理解我们都能够顾全大局，所以我毫无后顾之忧。
我和我的邻人——东邻的方铁正和西邻的刘长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都搞垮了。那原因无非是挨了些无情棍，受了些窝囊气。现在也不必再多说。一四人帮”粉碎以后，各种冤案、假案、错案，逐步清理，平反昭雪，活着的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死了的也不亏待，都开追悼会。报纸上不断登载这一类消息，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热烈。老百姓受“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的影响极深，对忠臣的被害，虽然忿忿不平，但现在看到了大出殡，满足于死后的荣耀，心中也就释然了。对于追悼会上，偶然夹杂个对死者实有罪责的人，有时也会引起一番议论，但都宽宏大量，并不学“四人帮”的样子，把他拎出来；认为他既然能在死者灵前同大家一起默哀，也是一种追悔的，表现。当然，有人也谈到这可能是装腔，而装腔是牵涉到究竟算“光明正大”还是“谋诡计”这个原则的，未免放不下心，或有余气，或有余悸；既而想到一个人终于不得不煞住气焰，装出“腔”来，又何妨看他今后如何把戏演下去，暂不计较也罢。人民总是乐观的，对前途充满信心，自古以来，坏人从来就有，一旦绝种，生活就显得单调了；鳄鱼、老虎，现在都要重点保护；最杰出的医生，在癌细胞面前束手无策；最平庸的生物学家，却高喊禁止破坏生态自然，你看这世界有多矛盾！坏人能够存在，是因为有好人可以欺侮；好人能够存在，是因为终于能不让坏人得势。你看，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三个人，都关心这种带有运动势头的追悼会。有时一起闲聊，痛骂一顿“四人帮”之后，便往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讲一点心酸的话，开几句苦楚的玩笑。有一次，刘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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