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成为“阉祸”，大大较明代逊，清初“祖制”规定太监最高品级不得逾四品，即是只能戴蓝的顶戴，又规定太监除扈从外，不得出京，（请注意：开皇帝的祖训，是“不得出京”，连“奉旨出京”也不行。）把太监定死了只好生活在禁城中，不许越雷池一步。慈禧太后的宠阉且立有热河辛酉政变大功的安得海，便是虽奉有慈禧的懿旨并非擅自出京，一到山东济南便遭山东巡抚丁宝祯捕获按“祖制”判极刑。这是一面镜子，使后来几十年的太监们有了前车之鉴，不敢胡作非为，终爱新觉罗王朝，并没有“阉祸”。
明代的巨王当如王振、刘瑾、魏忠贤辈都爵为“上公”，俗称“九千岁”，见了皇子、戚、大臣们倨傲上座，意气飞扬，除了皇帝以外，目中更无旁人。清代则刚刚相反，“祖训”规定：太监们不论品级多高，见了王公大臣，必须起立示敬，垂手伺候，不能失奴才的规矩，即使声名最噪的李莲英也不敢例外。
我藏有一本清醇王奕著的《航海吟草》。奕儇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他的长子便是继同治为帝的光绪帝载氵恬。按照惯例，皇帝的“本生父”
须避嫌不能参与政事，可奕儇退十年静极思动，加以当权的慈禧太后又是他福晋的姊姊，于是破例于甲申年初命他巡阅北洋海军……
[续晚清太监琐记上一小节]，他在巡阅期间写下几十首诗，便名《航海吟草》，内多当时认为新奇的事物。
慈禧太后多猜疑，不放心她的夫独自出巡，还派一个信监视他的行动，便是她最信的巨王当李莲英，不过名义上却不能称为副职，因为清代官制的正副观念和现代不同，副职地位和正职完全相埒，所以朝旨只说李莲英是随同醇王巡阅，即是侍候王巡阅的意思，所以在几十天乘舰航行中，权势熏天的李大总管只能垂手傍立伺候在奕的旁侧，连座位也没有他的份儿。这支受皇帝本生父检阅并受他啧啧称道的舰队，在同年不久的中法战役中竟毫无作用，只略胜于甲午中日战役之全军覆没而已。
稗官小说记述李莲英的多不胜举，其实此人胆小谨慎，有才不敢放肆，我不是为李莲英辩护，只是按照事实为他说几句公道话。李莲英的一生，除了小人贪财是其本外，实在没有多大劣迹可言。当时一些清流士夫很有疏劾三凶的，三凶便是荣禄、李鸿章和李莲英，实则李鸿章因甲午战败成为替罪羊外，余两人都是影射慈禧太后本人的。
光绪不是慈禧的生儿子，加上家庭不和及想长远攘夺政权，慈禧不惜用种种手段虐待这个儿皇帝，饮食饰起居，连囚犯都不如，她把光绪身边的太监都撤走，易以自己的人，告诫他们对皇帝要加以非人的待遇。当时只有一个李莲英能时常去看望皇帝，给他一些自己用的被褥、内、鞋袜，君臣相顾，潸然泪下。光绪当然对“李谙达”十分感激，有朝一日，必当图报。这也是李莲英门槛奇精过人之。试想光绪被幽禁瀛台时，年不逾四十，而慈禧太后则已过古稀，一旦去世，光绪当可取得政权，那时后必然被诛罚殆尽，而李莲英又可以成为皇帝身边的大红人了。
后的太监们如崔玉贵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光绪卅四年（１９０８）八月，光绪皇帝竟先一天死于慈禧太后弥留之际。这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发生的最大世纪悬案，光绪皇帝究竟是病死还是死于非命，谁也不能知道，真是所谓“宫闱秘事”。
太监终究是小人，贪财爱货是小事一桩，不足为奇，李莲英历年所得不在少数，在北京置有巨邸一幢，金银珠宝堆积无数，当时不通外情，李莲英只晓得贮存财产于家里而不知道天津和上海已有租界，租界中设有各的银行，不但可以存放款项，还可租用保管箱代为保管贵重物品；至于远在欧洲的瑞士银行，更非他所能梦想。所以庚子义和团事起，八联军攻陷北京，洋军与拳民先后抢掠，变起仓卒，李莲英只身扈从西窜，其宅被洗劫一空。翌年《辛丑条约》缔成，李莲英回到北京，只剩废宅一幢，多年居积，一旦化为乌有，他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
“回銮”之后，李莲英虽遭此大劫及慈禧获知他交通皇帝而疏远了他，但死虎余腥尚在，还有几年余生，他致力的还是积存财贿，力图规复旧观，然大限已至，要像旧时一样已不可能了。
传说太监是不与一般人同食的。然而一甲子之前，大致是上海沦为孤岛末期或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我接到一位至友的电招，说要在家里宴请一位贵宾，请我去作陪，我欣然领命，问贵宾是哪一位，他笑而不答。
我赴席迟到了一些，到达时主客已经入座，坐在首席的是一位四十余岁的中年人，面白无须，冠整齐，主人领我对贵宾作了介绍，说是北方来沪的李先生，他的大名我早已忘了。
入坐之后，我谛听他们的谈话，当然以李先生为对象，但称呼不一，或竟称为“李公公”的，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太监。
事后知道，李先生不但是个太监，而且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宦官世家的太监，他是李莲英的胞侄，幼年“净身”，跟着伯父李莲英入宫，进宫的时候是在辛丑两宫回銮之后，小太监还不懂如何服侍主子，倒有读书的机会，在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８年之际，后几年还有可能见到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到了溥仪当上儿皇帝，他已正式成为能应承趋候的青年太监了。
后来溥仪被驱逐出宫，先居北府（醇王府邸）、迁居日本使馆，又居天津租界中原张彪巨邸的张园，最后窜往东北在长春称“齐帝”，李先生以家世关系，可说无役不从。
酒酣耳热，谈话便不甚有什么拘束，同席多是少年腹有史书的人，便争着向李先生问清宫及其伯父的事，李先生谈锋也颇健，一一回答满足他们的提问，那些回答都属于稗官野史记载过的，也不觉得有什么新鲜特殊的地方，我只是注意他的面貌和举止。李先生对于饮食也丝毫没有异人之，只是他说话的声音，确是雌声雌气，不像男子的声音也不如女人的声音而已。我颇有些失望。
宴席将终，李先生忽然彬彬有礼地说一声告罪，起身如厕，设席的厅事便有一间浴室兼厕所，在主人指引下他去此室，我看机会来了，毫不迟疑地立刻跟着一同进去，不料李先生动作极快，一进门立刻将门锁上，饷我以闭门之羹，令我想窥伺他们的秘密之举大为失败。
太监不与一般人同席，看来只是他们的旧惯，借以保持他们的隐私，时隔几十年，当然随着时光而改变，我凭着偶然的机会，总算有过与“公公”同席的机遇，这机遇恐怕很少有人能碰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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