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我认为我是走在发现秘密的路上了，却向后转或猝然停顿，做了有损于追念乔治·托尔博伊斯的错事？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他两肘撑在膝上，脸埋在双手里。在他漫不经心的天性里渐渐地生长起来的那一个目的，已经变得十分强大有力，足以使他的天性发生一个大变化，使他变成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人--一个基督徒：意识到自己的弱点；急于恪守严格的义务之道；深恐背离了良心迫使他履行的奇怪任务；信赖比他强大的手给他指明的、他要走的道路。那天夜里，坐在寂寞的炉火旁边，心中想着乔治·托尔博伊斯，他作出了也许是他生平最彻底认真的祈祷。当他从长久而缄默的冥想中抬起头来时，他的眼睛里透出一种明亮、坚定的眼光，脸上的各个部分似乎都露出一种新的表情。
“首先对死者公平，”他说，“然后对生者怜悯。”
他把他的安乐椅转到桌子边，把灯火捻亮，就动手检查起书籍来了。
他一本又一本的把书拿起来，仔细查看，先看通常总是写上藏书者姓名的那一页，然后寻寻可有夹在书页中间的碎纸片。伊顿版《拉丁文法》的第一页上，用端端正正的学究气的字迹写上了托尔博伊斯硕士的名字，而法语小册子只是在封面上以乔治那种又大又马虎的笔触用铅笔漫不经心地潦潦草草地写了g．t．两字；《汤姆·琼斯》显然是从旧书摊上买来的，上面有段一七八八年三月十四日的题词，标明这本书是恭顺的仆人詹姆士·安德莱送给汤姆斯·斯克罗顿先生表示敬意的成《唐璜》和《旧约全书》上一片空白，啥也没写。罗伯特·奥德利呼吸得更加自由自在了：他终于一无所获地检查到倒数第二本书了，只剩下那本猩红封面的烫金厚书，查一下，他就完成任务了。
这是本1845年的年鉴。刻着当年风行一时的美女铜版画，颜色已经发黄，还沾满了霉点；服装奇异怪诞、粗糙笨拙；痴笑着的美人儿暗淡失色、平凡庸俗。甚至一束束小诗（在这些诗里，诗人病恹恹的烛光，照射在艺术家朦胧的意义上）也发出一种过时的陈旧音调，仿佛弦索被时间的潮气弄得松弛了的竖琴所弹奏的音乐。罗伯特·奥德利没有停下来念一首那些个平庸的作品。他迅速翻阅书页，寻找那可能当作标记夹在书里的一张写了字的纸片或一页信纸。他没找到什么，只找到一圈明晃晃的金色头发，这种烟烟生光的色彩，除了在孩子的头上是很少见到的--一束阳光似的头发，自然而然地鬈曲着，仿佛葡萄藤的卷须，同文特诺的房东太太在乔治·托尔博伊斯的妻子死后交给他的那束柔软光滑的头发相比，如果色彩没有多大不同，可质地却是截然相反的。罗伯特·奥德利暂停查看图书，他把这束金黄头发包在一张信纸里，用他的戒指图章盖章封好，把它跟关于乔治·托尔博伊斯的备忘录以及艾丽西亚的信，一起放进标志着“要件”的文件架里。他正要把那厚厚的年鉴放到其他的书籍之间去时，发现年鉴头上两张空白页黏在一起了。他果断地要把他的搜索工作做到底，便不怕麻烦地用裁纸刀的锋刃将这两页纸分了开来；他由此得到的收获是在一页纸上发现了题词。题词分三个部分，三种不同的笔迹。第一段题词远在这年鉴出版的那一年，叙明这书原是某一位伊莉莎白·安·宾丝小姐的财产，她获得这部珍贵的图书，是嘉奖她井井有条的习惯和处处服从托基的坎福公司培训学校当局的教导。第二段题词是五年以后由宾丝小姐親笔书写的，她显然具有一种浪漫蒂克的气质，她把这本书送给她的好朋友海伦·马尔东，作为永不消失的深情和永不减退的尊敬的标志。第三段题词写于1853年9月，是海伦·马尔东的笔迹，她把这部年鉴送给了乔治·托尔博伊斯；正是看到了这第三段题词，罗伯特·奥德利先生的脸便由自然天生的颜色变成一片隂沉呆滞的苍白色了。
“我想到会是这样的，”年轻人疲倦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上帝知道我在作最坏的打算，而最坏的局面果然来了。现在我完全明白了。我下一步必须到南安普敦去。我必须把孩子托付给更可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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